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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律师，已经过世了。”
他草拟这份遗嘱时犯了玩忽职守罪。死了倒是件好事。
如此看来，这位牙齿灰黄、讲话像唱歌一样美妙动听的漂亮的小老太，真的值2000万美元啰。而且她目前又显然没有自己的律师。我瞟了她一下，眼光又回到遗嘱上。她的穿着不像个富婆，没戴钻石或金饰，在头发上也不愿他费时间或金钱。她身上的套裙是普通的滴干棉料，紫红色的上衣已经破旧，当初可能购自西尔斯百货店。我见过一些家产万贯的老太太，她们一般都不难辨认。
这份遗嘱拟就约有两年了。“你的律师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声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甜蜜。我们两个的头仍旧低低地凑在一起，两个鼻子相距只有几英寸。
“去年。癌症。”
“那你现在有没有律师呢？”
“我要是有，现在还会跟你谈话吗，鲁迪？遗嘱没有什么复杂的，所以我想你能对付。”
贪心这玩意儿十分滑稽。我将从7月1日开始，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这一家榨取员工血汗的小小事务所，内部气氛十分沉闷。15位律师除了代表保险公司诉讼，别的基本不干。我本来并不想要那份工作，可是恰恰在其他事务所都无空缺的当儿，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表示愿意聘用我，我也只好将就。我想在里面消磨几年，熟悉这一行当，然后再图高就。
假如在我第一天踏进这家事务所的当儿，就给他们带去一位少说也值2000万美元的委托人，那些家伙将会有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将立刻成为呼风唤雨的人，一位能点石成金、前程似锦的新星。我甚至还可以要求拥有一间大办公室哩。
“我当然能对付，”我淡然地说。“只不过，你知道，这牵涉到一笔钱，而我——”
“嘘——”她将上身与我靠得更近，狠狠地嘘着。“别提钱的事儿。”她用目光向四周迅速地扫了一遍，仿佛小偷们正潜伏在她身后窃听。“我绝对拒绝谈论它。”她斩钉截铁地说。
“行。我无所谓。不过，我想你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和一位税务律师谈谈。”
“我以前的律师也是这么说，可我不想这么干。就我而言，律师就是律师，而遗嘱就是遗嘱。”
“对。但是你交税可以少交一大笔钱，如果你把遗产通盘计划一下。”
她摇摇头，就好像我完全是个白痴。“我一个子儿也省不下。”
“嗯，请原谅，不过我觉得你或许能省下。”
她把布满棕色老斑的手放在我的手腕上，低声说：“鲁迪，你听我解释。纳税与我毫无关系。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一命呜呼了。不是吗？”
“嗯，我想，是的。可是你的继承人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那些不孝子孙可让我气坏了。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我的遗嘱里抹掉。两个儿子，几个孙子孙女，一起抹掉，抹掉，抹掉。他们啥也得不到，你懂吗？零！一分钱也得不到，一件家具也得不到。啥也得不到。”
她的眼光突然变得冷冰冰的，嘴边一圈圈的皱纹紧紧地锁在一起。她使劲地捏着我的手腕，自己却浑然不觉。此刻的包娣小姐，不仅怒气冲冲，而且伤心万分。
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和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正在激烈地争论。他大声抱怨，笼而统之地批评医疗补助和医疗保健制度以及共和党人，她则指着一纸文件，试图向他解释某些医疗账单不能报销的原因。斯穆特从座位上慢慢站了起来，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能否帮上点儿忙。
布克的委托人正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一行行泪水依然沿着面颊往下流淌，而布克却变得越来越无动于衷。他向那位老年绅士保证，他布克·凯恩一定会干预那件事，把事情办妥。有人打开了空调，嗡嗡的机声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喋喋不休的谈话声。桌上的杯盘已经收走，各种各样的游戏正在进行。有人在下中国跳棋，有人在走国际象棋，还有人在密尔顿·布雷得利棋盘中掷着骰子。他们大多数人来此是为了一顿午饭，与别人交往，而不是为了寻求法律咨询，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事。
“你为何想把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抹去呢？”我问道。
她松开我的手腕，擦了擦眼睛。“嗯，这是个人隐私，我实在不想谈。”
“言之有理。那么，谁来继承这笔钱呢？”我问。意识到我将被授权起草这份遗嘱，能够像玩魔术似地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顷刻间变成百万富翁，我突然有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我微笑地望着她。我的微笑如此热情，而又如此虚假，但愿她不会因此而生气。
“我拿不准，”她愁眉苦脸地说。她的目光四处搜索着，仿佛在寻找一个目标。“我硬是拿不准该把钱给谁。”
那好哇，给我100万怎么样？税务局随时都会为我欠下的400美元税款向法院起诉。我们的谈判已经破裂，他们的律师已经找过我。我已两个月未交房租，房东正威胁要把我扫地出门。而我此刻却坐在这里，与生平见过的最富有的人瞎聊！而且此人可能活不了多久，正在颇为愉快地在心头盘算该让谁得多少遗产。
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4个人名，用印刷体整整齐齐地写成窄窄的一栏。“他们是我想保护的孙儿孙女，是仍旧爱我的那几个，”她双手窝成杯状放在嘴边，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每人给100万。”
我用抖动的手在拍纸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哇！就这么大笔一挥，我已经制造出4个百万富翁啦。“其他的人怎么说呢？”我低声问道。
她的身子向后一仰，坐得笔直，说道：“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们不给我打电话，从来没有给我送过礼物，寄过贺卡。把他们抹掉。”
我若是有一位祖母，身价值2000万美元，我会每周送她一次鲜花，隔一天寄一张贺卡，下雨天送她巧克力，晴天送香槟。我会每天早晨给她打一个电话，她上床以前再打两次。每个星期天我都会陪她去教堂，在整个弥撒过程中握着她的手和她坐在一起，接着陪她去吃早午餐，然后再陪她去看拍卖或者看戏或者看表演。哪怕奶奶想去地狱，我也会照陪不误。我一定会照顾好我的老祖母的。
而且我想，对包娣小姐，我也愿意照此办理。
“行，”我严肃地说，仿佛这样的事我已办过许多次。“那么，两个儿子你也一个子儿不给？”
“我就是这么说的嘛。绝对不给。”
“他们，恕我冒昧，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这个问题让她十分伤心，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了转，她似乎很不愿意回答。但过了一会，她突然两肘向桌上一搁，俯过身子，对我低声诉说起来。“哼，”她说，“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岁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结婚。娶的那个小婊子，总是不停地吵着要钱。无论我给他留多少，她总会化得精光。我宁愿把钱留给你鲁迪，也不给我的亲儿子。要么就给斯穆特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决不给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第一个委托人为我带来的滚滚财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妈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去他妈的等着我的那些会谈吧！
“你不可把钱留给我的，包娣小姐，”我说着，向她献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还有我的双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无声地恳求她说一声“可能的”！妈的！钱是老娘的，老娘想给谁就给谁。老娘要是想给你鲁迪，那么，这笔钱就他妈的是你的啦！
但她没有这样说。“剩下的钱全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你认识他不？他是达拉斯人，如今整天上电视。他用我们的捐赠，在世界上到处做好事。修建房屋啦，喂养婴儿啦，传教布道啦。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牧师？”
“哦，他可不光是在电视上布布道。他还是一位导师、政治家和顾问，常常和州里的头儿脑儿一起吃饭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还活跃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当然。不过——”
“前儿晚上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这你信不信？他在电视上讲话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柔和，可在电话里呀，那更是简直可以勾魂摄魄呀。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话？”
“嗯，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当时写了几句话，告诉他说由于孩子们背弃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遗嘱，留一点儿钱给他的牧师们。过了不到3天，他就亲自打来了电话，声音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他问我想给他和他的牧师们留多少。我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那以后他就三天两头来电话，说是只要我乐意，他甚至还可以开着自己的李尔喷气飞机来看我呢。”
我在脑海中竭力搜寻恰当的词语。斯穆特这时正抓着博斯科的一只手臂，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重新坐到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丽莎白肩上的饰物此时早已不知去向，第一个委托人显然把她折磨得困窘万分，恨不得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她四处张望，我连忙咧着嘴巴闪电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让她明白我正在注视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埋着头，为一对老夫妻进行咨询。他们在讨论一份文件，看样子也是份遗嘱。我手头遗嘱的价值，比他正在为之绞着脑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为此而沾沾自喜。
我决定改变话题。“嗯，包娣小姐，你说你有两个儿子。朗道夫和——”
“德尔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罗里达。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笔挥了几下，而德尔伯特也就丢了他那200万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来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老头。没有家。除了我们，也没有朋友。”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说。
她弯下腰来，我们的脸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们已经谈完了，鲁迪。就照我说的办。那4个孙儿孙女，每人给100万。剩下的全给肯尼思·钱德勒。遗嘱其余部分都不变。遗嘱执行人、保证人、受托人，统统不变。这很简单，不是吗，鲁迪？我一直在盘算嘛。斯穆特教授说，两星期后你们再来时遗嘱就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见啦，鲁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搂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静下来，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了。
我仔细读着这份遗嘱，做了一些笔记。斯穆特和别的教授将会给我指导和帮助，而且我还有两周的时间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时我又觉得，我不必自己来起草这份遗嘱。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产，她需要的建议，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遗嘱，应该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读不懂，但国内收入署肯定会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