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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对布莱克一案记忆犹新。事实上，从我们第一次去过柏树花园，他就没有忘记多特和巴迪。我把案子的现状告诉了他；当我说到这个案子目前正在巡回法院第8分庭等待法官审理时，他放声哈哈大笑。我又向他叙述了3天前在前任法官黑尔办公室如何被那两个耶鲁的高材生德拉蒙德和黑尔踢来踢去的经历。当我谈到唐尼·雷和他的孪生兄弟，以及由于大利公司的原因骨髓移植未能进行时，布克听得特别仔细。
他在听我叙述时，一直面带微笑。“没有问题，”他反复说。“如果狄龙得到了这一任命，他一定会了解布莱克案的详情。”
“这么说，你是可以跟他谈一谈的啰？”
“何止是跟他谈一谈，我要去鼓动他。他对特伦特和布伦特无法容忍，对保险公司更是恨之入骨，老是起诉他们。保险公司掠夺的是什么人？你以为仅仅是中层阶级的白人？”
“所有的人。”
“说得对。我将非常乐意找狄龙谈一谈。而且，他一定会听得进的。”
侍者送上了秋葵汤，我们又在里面加进了辣椒沙司，布克加得比我还要多。我跟他谈了我新成立的事务所，对新的合伙人却只字没有提。他对我原来工作的事务所，提了许多问题。如今全市都在叽叽喳喳地谈论布鲁索和普林斯。
我把知道的事统统告诉了他，有几个细节还添了油加了醋。
26
在我们这个官司众多法官应接不暇的时代，刚刚谢世的哈维·黑尔法官，给后任遗留下的备审案件目录，却是特别地井井有条，上面居然没有一件积案。之所以能如此，有几个充分的理由。第一，他特别懒惰，有时间宁愿去打高尔夫。第二，他对于驳回原告的起诉，雷厉风行，毫不拖泥带水，假如案子触犯了他固有的保护保险公司和大企业的原则。正是因此，许多原告律师都对他敬而远之。
要想避开某位法官，办法也不是没有。那些老练的律师，常常玩些小花样，巴结管案子档案的女办事员。布鲁索当了20年律师，熟悉这些奥妙，怎么居然让我就布莱克案提出起诉，而不设法避开哈维·黑尔？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如果有朝一日他被人带回来，我可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但是现在，黑尔已经不在人世，生活又重新变得美好。不久之后，狄龙·基普勒将接办这个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案件。
由于多年来一直受到普通公民和律师双方的批评，为了加速司法过程，不久前对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对一些鸡毛蒜皮诉讼的限制，规定了完成审讯前各种手续的强制性截止日期，赋予了法官强行立案的更大的权力，并鼓励法官在调解结案中发挥更多的作用。执行这些规定的目的，全在于使民事诉讼制度更为合理。
在这一大堆新的规则中，有一种程序被人们称为“快轨运作”，其目的是使某些案件能以比其他案件更快的速度受到审理。“快轨运作”这个术语，立即成了律师界的行话。原告与被告双方都可以要求将案件“快轨运作”，但是这样的情况极少出现。有几位被告会同意加速走向被告席呢？因而法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通常，只有在争议明确、事实清楚但辩论激烈、只需要法官裁决的情况下，才会应用“快轨运作”这一程序。
由于布莱克状告大利公司是我手头唯一真正拥有的案件，我当然希望能“快轨运作”。一天早上喝咖啡时，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克。布克接着便告诉了基普勒。由此，司法系统开始了运转。
就在基普勒接受了州长任命的第二天，他打电话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是我不久前去过的黑尔用的那同一间办公室，但已经面目全非。黑尔的书籍和纪念品正在装箱。书架上除了灰尘，便是空空如也。窗帘已经拉开，黑尔的办公桌也已经搬走。我们就坐在折叠椅上交谈。
基普勒不到40岁，声音柔和，眼睛一眨也不眨。他极其聪明，人们普遍认为他正处于上升的途中，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联邦法官。我感谢他帮助我通过了资格考试。
我们谈东说西。他说了一些哈维·黑尔的好话，但对他办案数量之少深表惊疑。他已看过了所有案子的材料，并且从中挑出了几件准备加速审理。他已做好行动准备。
“那么你认为布莱克一案应该‘快轨运作’？”他问。他的话说得很慢，字斟句酌，十分谨慎。
“是的，先生。这件案子并不复杂，不需要有很多证人。”
“录了多少证词？”
我迄今还没有笔录过一份证词呢。“我不能十分肯定。10个以下吧。”
“你在获取文件方面，将会遇到麻烦，”他说。“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每次都是如此。我起诉过许多保险公司，他们从来不会把档案一份不漏地交给你。要拿到你有权拿到的全部文书，咱们可得化点时间呢。”
我喜欢他说“咱们”时的那种口气。而且，他这么说也无可非议。法官有许多职责，其中之一便是执法。协助双方在审讯前取得有权取得的证词，是他应尽的义务。但基普勒确实显得有点偏袒我方。不过，我觉得这同样无可非议。他德拉蒙德用链条牵着哈维·黑尔，不是牵了许多年嘛。
“提交一份要求对这件案子‘快轨运作’的书面申请，”他说着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被告一方定会反对。我们举行一次听证会。除非我从另一方听到什么很有说服力的东西，否则我就对你们的申请予以批准。我给你4个月取证。笔录证词、交换文书、书面质询等等，有4个月足够了。一待取证结束，我马上开始审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愣在那里，说不出话。一想到这么快就要在公开的法庭上在陪审团面前与列奥·F。德拉蒙德及其同伙唇枪舌剑，我不由得胆战心惊。“我们一定会做好准备的，”我说，心里却在打鼓，不知道下面的三招是什么。但愿我讲话的口气没有泄露我此刻的心情。
我们又谈了一会。我临走时，他叫我有问题就给他打电话。
才过了1小时，我就差点儿要给他打电话。我回到办公室时，廷利·布里特事务所送来的一个胀鼓鼓的大信封，正在恭候我。列奥·F。德拉蒙德在深深哀悼挚友的同时，一直没有闲着。那架提出申请的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
他提出的第一个申请，是要求对诉讼费提供担保。这是在我和我的委托人脸上，客客气气地打了一个耳光。由于我和我的委托人都很贫穷，德拉蒙德声称，他对我们交纳诉讼费的能力感到担忧。这种情况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假如我们最终打输了官司，法官命令我们交纳双方承担的全部诉讼费用。他提出的第二个申请，根据对微不足道的案件进行限制的规定，要求法庭对我和我的委托人进行经济上的惩罚。
第一个申请不过是装腔作势。第二个则是十足的卑鄙。两个申请都附有长长的漂漂亮亮的诉状，诉状上还辅以适当的脚注、索引和参考书目。
在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以后，我断定德拉蒙德提出这两个申请，都是为了向我证明一点。他们明知法院不会批准这些协议，仅仅想以此向我表明：特伦特与布伦特的大军在短短的时间里能生产出多少法律文书，而且这还仅仅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由于任何一方都必须就对方的申请做出答复，由于我不愿接受和解的方案，德拉蒙德在向我发出警告：他将让我在纸堆中窒息而死。
事务所的电话还没有响过。戴克不知在城里什么地方。我不愿猜测他正在何处淘金。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玩这种申请游戏。想起我那令人揪心的瘦小的委托人，想起他所受的折磨，我就斗志昂扬，干劲倍增。我是唐尼·雷唯一的律师，区区几张纸，绝不可能让我放慢脚步。
我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都给唐尼·雷打电话，通常是在5点前后。几个星期前我给他打了第一个电话后，多特曾经告诉我这个电话对他意义有多大，从此我就天天给他打。我们谈的东西五花八门，但从不涉及他的疾病，也避而不谈这桩官司。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拣有趣的告诉他。我知道，我的这些电话，已经成了他那暗淡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今天，他的声音很有力。说是早就起了床，一直坐在前面的门廊上。他很想能到哪儿去消磨几小时，离开家和父母。
我7点钟把他接上车，到附近一个烤肉店吃了晚饭。他遭人瞪了几眼，但似乎并不在意。我们聊着他的童年，谈着当年格兰杰街上少年团伙横冲直撞时发生的一些趣闻。我们有时还大笑，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但谈话使他疲倦。他很少碰桌上的食品。
天黑以后，我们开车来到露天集市附近的一个体育场。在相邻的两个场地上。正在进行两场棒球比赛。我一边将车驶进停车场，一边打量比赛的球队。我在寻找穿黄色球衫的球队。
我把车停在一棵大树下面长着青草的斜坡上。斜坡位于右边一个球场的尽头，我们附近没有人。我从汽车行李箱中取出事前从包娣小姐汽车房借来的两把草地上坐的折叠椅，扶着唐尼·雷落了座。他自己可以行走，而且决心很大，尽量不要我帮助。
时值夏末，黄昏时的气温仍然高达90华氏度右右。温度很高，仿佛可以看到缕缕水气在缓缓流动。我大汗淋漓，衬衫紧紧地贴着后背。中心球场上空那面饱经风霜的旗帜，低垂在旗杆上纹丝不动。
球场平整美观。外场刚刚刈过的草皮又厚又密。内场是泥地，寸草不长。球场设有球员休息处、简易的观众区、裁判区和装有灯光的记分牌。在两个球场之间，是租地营业的摊贩。这儿正在举行慢投垒球甲级联赛，参赛的都是优秀队员。不管你同意与否，反正他们自认优秀。
比赛的两支球队，一支名叫PFX装卸队，队员们身穿黄色球衫；另一队是军队剩余物资队，绿色球衫上印着他们的绰号“枪手”。比赛挺当真的。球员们嘴里叫喊着，像疯子一样飞奔。时而高声相互鼓励，时而又嘲笑对方的球员。接球时像鱼一样跃起，滑垒时躬着身子几乎头点地。他们偶尔与裁判发生争执，出局时又气得把球棒摔出老远。
我念大学时，也玩过慢投垒球，但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些球员仿佛一门心思只想把球打出围栏，对别的则满不在乎。他们的这一目标有时倒也能实现，而本垒打那种高傲的步态，连巴比·鲁斯也会感到汗颜。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竞技状态颇佳，但过于趾高气扬，而且身上的装束也远远超过必需的限度。人人都带着手套和宽宽的腕套。脸上有睫毛膏留下的黑色斑点。防守时还要换不同的手套。
这些球员中的大多数还有待于被人发现。他们仍在做着球星梦。
有几个球员年龄稍大。他们肚子大步子小，在垒与垒之间冲刺和追赶腾空球的那副模样，实在令人捧腹，你几乎可以听到他们身上的肌肉松弛晃动的声音。但他们比小伙子们还要卖力，他们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唐尼·雷和我很少交谈。我给他买了汽水和玉米花，他谢谢我，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