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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卡在哪里？”德拉蒙德问。每个潜在的陪审员都要填写一种卡片，提供有关年龄、种族、性别、工作地点、职业和教育水平等基本资料。开始挑选陪审员时，这往往就是律师所了解的有关陪审员的全部信息。
“我们正在准备，明天将寄出。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啦，大人。”我说。
德拉蒙德摇摇头。
“我希望很快就能得到关于投保人数和索赔人数的资料，德拉蒙德先生。”
“我们正在努力，法官大人。”
我在事务所附近的那家食品合作商店一个人吃了午饭。吃的是黑豆和意大利调味饭，喝了一杯药草茶。每次来这里，我都觉得食欲旺盛。我搅着盆中的黑豆，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一边盯着那张92人的候选陪审员名单。实力雄厚的德拉蒙德，将会组织一个调查组，探听这些人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生活。他的手下会偷偷拍下他们的房屋和汽车，摸清他们是否曾经卷入任何一桩官司，搞到他们的资料报告和就业史，挖掘出涉及离婚、破产或犯罪指控的可能的隐私。他的手下将翻遍公开的记录，了解他们购房时付了多少钱。他唯一不能干的只是和他们接触，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间人。
等到我们大家在法庭上聚齐，挑选那12名候选人时，德拉蒙德和他的手下，对这批人当中的每一位，都将已建立起一部相当完整的档案。这些档案不仅将由他自己和他的手下仔细评估，而且一批专业的陪审顾问还将对其做彻底的分析研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学史上，陪审顾问是相对说来刚出现不久的一种怪物。他们通常是些对于研究人性有一定技能的律师。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心理分析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们在全国到处转悠，向那些买得起他们那贵得吓人的技能的律师出售他们的知识。
在法学院时，我听说过一件事：乔纳森·莱克化8万美元雇了一名陪审顾问，而陪审团的裁决却帮他捞回了数百万，所以他付出的8万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们挑选陪审员时，德拉蒙德雇佣的陪审顾问肯定会到场。他们会不动声色地观察那些毫无警惕性的候选人。他们将研究他们的面孔衣着言行举止以及只有上帝知道的别的什么东西。
而另一方面，我却有戴克协助，他本人就是一名当之无愧的研究人性的高手。我们将把名单交给布齐和布克，交给可能认识其中一两名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将要打几个电话，也许要核对几个地址。我们挑选陪审员比对方要困难许多，我们主要只能根据他们在庭上的表现从中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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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每周至少要到购物中心去3次，一般都在吃晚饭的时间。事实上，我在靠近溜冰场栏杆边供人们散步的地方已经有了固定的座位，我在那里一边吃着从王氏中餐店买来的鸡丝炒面，一边看着幼小的儿童在下面溜冰场溜冰。我坐在那里还可以看清来往的行人，这样我就不致被他逮住。今天，她从我身边只走过一次，独自一人，而且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我是多么想悄悄走到她的身边，拉住她的手，把她领进一家漂亮的小时装店，躲在衣架中间，说上一阵悄悄话啊！
这个购物中心是方圆数英里中最大的一个，有时候十分拥挤。我看着脚步匆忙的人群，不由得自问：他们有没有谁可能在我那张陪审员名单上？我怎么才能从100万人中找出那92人呢？
绝无可能！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尽力而为。我和戴克根据陪审员调查表，迅速制作了摘要卡片，我整天带在身边。
今夜我坐在这里，一会儿望望在购物中心里走动的人们，一会儿又看看掏出的摘要卡片。此刻我掏出的一张上，粗体字书写的姓名是R。C。巴德利。47岁，白人，管子工，高中毕业，家住孟菲斯东南郊。我翻过卡片，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是否完全准确。结果一丝不差。我已经这样干了太多次，对这些人已开始生厌。我把他们的名字钉在办公室墙上，每天至少化一小时站在那儿研究已经熟记了的材料。我摸出了又一张卡片：林诺尔·巴顿。24岁，黑人男子，业余大学生，汽配商店售货员，住在南孟菲斯一所公寓里。
我理想的陪审员是年轻的黑人，至少接受过高中教育。黑人陪审员对原告有利，这是古已有之的常识。他们同情受害的弱者，不信任白人的大公司。谁能为此责怪他们？
担任陪审员，男人和女人孰优孰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妇女比男人吝啬，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她们感受最深。她们担任陪审员不大可能做出给予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因为没有一个子儿会进入她们本人的支票簿。但是马克斯·勒伯格却倾向于由妇女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她们是母亲。她们会感受到失子之痛。她们会支持多特。假如我辩护出色，煽动起她们的感情，她们会使出全身力气，叫大利公司完蛋。我想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让我来挑选，我会选12个黑种妇女，而且最好全是有孩子的母亲。
戴克当然另有一套理论。他害怕黑人，因为孟菲斯种族偏见很深。原告是白人。被告也是白人。除了法官，全是白人。黑人若当陪审员，他干吗要认认真真？
一成不变地按种族、阶层、年龄和教育挑选陪审员，是何等谬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事实上，谁都无法预测陪审团在进行审议时，一个陪审员会有怎样的表现和抉择。我已经把图书馆中与选择陪审员有关的书全读完，但现在仍和阅读以前一样拿不准。
只有一种人，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本案的陪审员。那就是：白人男性大公司主管。在涉及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案件中，他们极具破坏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个性坚强，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不把辩护律师放在话下。幸而他们工作太忙，一般不愿担任陪审员。我在候选名单上只留出了5名这一类型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找出成打的理由，拒不担任陪审员。要是审的是别的案子，基普勒准会叫他们难堪。但我强烈地认为，他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他们参与本案。他要让黑人的面孔出现在陪审席上，对此我愿意押下找那数目惊人的全部资产，与任何人打赌。
假如我在律师这一行当里一直干下去，我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想出更加卑鄙的花招，但目前我却只能用这个办法勉强对付。这个办法我已经考虑了几个星期，并且在几天以前告诉了戴克。戴克一听，欣喜若狂。
假如德拉蒙德和他那伙人想窃听我的电话，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听个够。我们一直等到傍晚才动手。我在办公室。戴克在街角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他拨通了我的电话。我们已经排练过好几次，甚至还写了一个脚本。
“鲁迪，我是戴克呀。我总算找到迪安·古德罗啦。”
古德罗是个39岁的白人男子，大学文化，开了一家地毯清洗用具店。在我们的天平上他的分量为零，我们肯定不愿让他担任陪审员。但德拉蒙德例会相中他。
“在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他的办公室。他到外地去了一个星期。他可是个大好人，我们以前把他看错啦。他根本不喜欢保险公司，说是一直和他自己投保的那一家争争吵吵。嗨，他认为该把他们的脖子勒紧点。我把案子的情况跟他谈了谈。他简直肺部气炸啦。他一定会是个很棒的陪审员。”戴克的话虽然说得不太自然，可是对于不明真相的人，听起来倒蛮可信。他大概是在照本宣科。
“真没有想到，”我对着话筒干净利落地说。我要让德拉蒙德每个音节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挑选陪审员以前，律师和潜在的陪审员交谈，是一件无法想象、几乎决不可信的事。我和戴克一直在担心我们的计策可能过于荒唐，德拉蒙德不会上钩。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一个律师会用非法的窃听手段偷听对手的谈话呢？我们认为德拉蒙德会中计，还因为他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我只不过是个无知的新手，而戴克，嘿，戴克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准律师而已。再说，我们也想不出别的妙计。
“他对谈话是不是感到紧张？”我问。
“有点儿紧张。我把对其余几个人说过的话，也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是个调查员，又不是律师。只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谁也不会有问题。”
“说得好。你觉得古德罗会支持我们？”
“毫无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当上陪审员。”
我对着话筒翻了几张纸。“你名单上还剩下哪几个人没有谈？”我大声问。
“我瞧瞧。”我听见戴克在翻纸的声音。我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我已经找过德蒙特·金、简·德赛尔、劳伦斯·佩洛蒂、希尔达·欣和拉蒂尔达·布朗宁。”
除了拉蒂尔达·布朗宁，这几个全是我们不希望进入陪审团的白人。我们假如能败坏他们的名声，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命把他们排除在外。
“德蒙特·金这个人怎么样？”我问。
“非常坚定。有一次他甚至把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可以给他打9分。”
“佩洛蒂呢？”
“这家伙棒极啦。他简直无法相信保险公司真会杀人不见血。他全力支持我们。”
“简·德赛尔呢？”
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让我瞧瞧。她是个好人，但讲话不多。我想她大概认为这样谈不太妥。我跟她谈了一般保险公司的情况，并且告诉她大利公司资产值4个亿，我看她会站在我们一边。我给她打个5分吧。”
我很难忍住不笑。我把电话话筒紧紧地贴着脸。
“拉蒂尔达·布朗宁呢？”
“她是个激烈的黑人姑娘，不会帮白人的忙。在一家黑人银行工作。对我下了逐客令。她要是当上陪审员，连一个子儿也不会给我们。”
又是久久的一阵翻动纸张的声音。“你的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大约1小时前，我刚刚去过埃丝特·塞缪尔森家。她60岁出头，是个很讨喜的老太太。我跟她谈了多特的情况，谈了失去儿子有多糟糕。她支持我们。”
埃丝特·塞缪尔森的先夫在商会里担任过多年的官员。这是马尔文·香克尔提供的消息。不管办什么样的案子，我都无法想象会愿意让她担任陪审员。她对德拉蒙德的要求，会句句照办不误的。
“我后来又在办公室找到了内森·巴茨。他听我说是承办本案的律师，开始有点儿惊诧，后来态度就好多了。他恨保险公司。”
即使德拉蒙德的心脏此刻仍在跳动，跳得一定也很微弱。一想到是我这位律师本人，而不是我的调查员，在到处乱串，和潜在的陪审员谈论案情，他的动脉准会爆裂。不过，他目前对此是绝对无能为力，这一点他心里肯定明白。他要是做出任何反应，都会使他窃听我电话的违法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他的律师资格立刻被依法剥夺。他或许还会受到起诉。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地闭起嘴巴，设法阻止我们抛出的这些人进入陪审团。
“我还有几个人，要去找一下，”我说。“我们10点钟左右碰头。”
“好的，”戴克说，声音有点儿疲倦。他演得比开始自然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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