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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深深致谢。
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父亲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载的母亲。母亲无愧是父亲的忠诚伴侣和贤内助。早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敢于说真话而被错划为“极右派”，母亲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父亲将来一定要写出，重新点燃了父亲对未来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保证父亲安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毅然辞去她所热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来到父亲身边，成为家庭主妇；在她花甲之年，学习打字，用已迟钝的双手，起早贪黑，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为父亲敲打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风正盛时，是母亲与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风险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楼顶的隔层中，而免遭劫难。直到七年前母亲突发中风，操劳辛苦了一辈子才算得以“休息”。父亲患病前，每日都不时来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瘫痪失语的母亲的手，常常含着眼泪深情地对儿孙们说，一定要侍候好你们的母亲、奶奶，没有你们的母亲、奶奶，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会有……有时候，竟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父亲有这样一位伴侣，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为祖国的文学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那么碑上应该有许许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应该镌刻上我母亲的名字：王梅彩。
父亲生前虽然没有能够看到他为之呕心沥血17年的四、五卷的出版，没有看到他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70载的成果——《姚雪垠书系》20卷的同时问世，并带着未能实现的《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等创作宏愿，无限遗憾地匆匆远行。但一位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荡。乐观自信，甚至带有几分童真的“文学老兵”，一位饱经风雨坎坷、人生磨难，但始终如一地充满火一样的创作激情、顽强不息地献身祖国的文学事业，执着不懈地攀登一座又一座文学艺术巅峰的老人身影，将永远地、深深地留存在他的儿孙、亲朋好友和广大中外读者的心目中。父亲如果九泉有知，对此应该感到欣慰。
姚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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