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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军情五处知道，监视员们进出莱肯菲尔德大楼，会被俄国反监视工作队的人跟踪并被认出，因此这些监视员的活动基地便设在摄政王公园内一幢没有标记的乔治亚式四层楼房里。中心控制室的一面墙上挂着巨幅伦敦街道地图，用来追踪监视活动的进展情况。室中央有无线电控制台，主要用来与所有观察站和流动监视队保持通讯联系。
监视科科长吉姆·斯卡登的办公室就在这幢楼里的某一层楼上。斯卡登过去是个警察，一向衣冠整洁，喜欢抽烟斗。战争期间，他是军情五处的审讯员。战后初期，他曾是几起重大案件的主要审讯员。尤其是在克劳斯·富克斯案件中，他担任了该案件的首席审讯员。斯卡登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评价甚高，人们很喜欢在他手下干工作。他的气质很像工会里的工人代表。他认为观察监视工作人员的工作很艰辛，需要保护他们不受莱肯菲尔德大楼里那些贪婪的办案官员的剥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不假。我进安全局时，大约有一百多个监视员，军情五处的活动，对他们的要求都是无止境的。很快我就感到，斯卡登并没有正视在伦敦街道上进行监视活动的现代实际情况。很明显，俄国人采取了大量的反监视手段，使他们的人不被跟踪。我观察了监视系统好几个星期，怀疑我们的监视员用目前的技术能否有机会跟踪任何人而不被很快发现。
当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全面地改进监视系统时，他一口拒绝了。军情五处的各部门就像封建领地一样，斯卡登认为我这样做冒犯了他的权势和威望。不过，他后来还是同意让温特博恩和我开始对现有的监视技术的效果进行测试。我们把一个监视队分为两个小组，把军情五处的一个陌生官员的照片交给第一组，让他们去跟踪照片上的人。我们把第一组执行任务的大概范围告诉给第二组，叫他们去找第一组，并辨认出他们跟踪的那个人。这样的试验，我们做了三次，每一次都是第二组的辨认结果正确。我们把第三次试验拍成电影，在监视总部放给全体人员观看，至少使大家不再怀疑，我们的监视工作在反监视活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建议斯卡登首先应雇用一批妇女。大量的监视工作需要长时间地坐在小酒店、咖啡馆或公园里等待或监视对方会晤。一男一女行动要比单独一个男人或两个男人更不致引人注意。斯卡登对这个计划竭力反对，他害怕男男女女搅在一起会发生奸情。这对他队伍的风纪是有害而无益的。
“妻子们会不愉快的。”他严厉地说。
休·温特博恩在一旁嘲笑说：
“即使他们在一起接吻拥抱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有利于掩护他们自己。”
斯卡登并没有被这话逗乐。我们要求他改进的另一个方面是希望随时随地对监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我发现监视员交班回来以后，其工作情况，任务执行情况均无人过问，有时一个通宵下来甚至一个星期下来都没有人管。我向斯卡登指出，战时经验已经多次证明，要使自己掌握的情况正确，必须随时检查工作情况。如果耽搁了，就回忆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用推理去思索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的孩子们每天在街上辛辛苦苦地干了八个小时以后，哪里愿意回来后花那么多时间来回答什么问题。到时候他们自己会写一份书面报告的。”斯卡登咆哮着。他终于还是同意了让每一班轮值人员提前十五分钟回到大院。后来我们经常为此而闹分歧。
流动监视车队的问题又不同。有一天我跟着他们在外面跑了一圈，以便了解工作情况。军情五处的小车都是很不起眼的，但都在安全局的巴达西车库里装上了优质发动机。每隔三个月，所有的小车都要重新油漆一遍，以免被人认出来。每辆车有好几块牌照，每星期都要更换。
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跟踪俄国外交官员的车辆令人感到是一种幼童般的乐趣。监视车可以在单行道上来回奔驰，每个人都带有警察证件，闯了红灯，可以免罚。我乘坐的这辆车的驾驶员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起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年冬天，他在摩尔大街上跟踪去白金汉宫的俄国车子，那俄国人在兜圈子时突然来了个急煞车，双方的车子都滑到一堆去了。双方的人都从车子里出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指责对方。流动监视车跟踪的一个诀窍是要尽可能地不走单行道。其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总部的无线电控制。他们必须能够预告俄国车辆可能活动的路线，以便后备车队继续追踪。
流动监视车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相当简单。每一辆车里有三个人，由于车子在室外或大街的角落里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些流动监视车就像发了炎的大拇指一样，非常引人注目。温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实地调查。我们去了一个正在进行监视活动的地区，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把每辆车都找到了。有一辆车特别容易找，虽然最近装上新牌照，但驾驶员竟忘了更换下那块旧的。我建议斯卡登减少车内的载人数目，但他却以道地的英国佬作风教训我，说车里必须要有三个人。
“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看地图，还有一个人要操作无线电。”他的话似乎很有说服力，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的不合理。
有—个环节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也是我最感到忧虑的环节——通讯系统，它从来就是情报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监视员每天要同观察站、流动监视车和总部通话数百次，可这些讯号很容易被发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登记波长。俄国人只要探测到没有登记的波长的呼号，就可以识别出监视通讯。在国外，军情六处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糟的。长期以来，识别英国大使馆里军情六处的人员的最好方法就是检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过总机的外线。后来，军情五处引进了一个复杂的译码系统，专门把监视通讯电文译成密码。我当即指出，这样做也是徒劳。因为监视通讯信号混在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里，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都不是密码信号。可是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俄国人的大多数情报都是从通讯本身而不是从通讯内容中搜索到的。他们对通讯进行分析后，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动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进行，再反复与他们自己掌握的记录进行核实，最后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情报。
我苦口婆心地到处游说，呼吁集中精力，设法追查俄国人是否在系统地监视我们的监视通讯。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任何接收装置都会发生辐射，这种辐射在短距离内是能够被测出来的。我通过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一正常途径，提出了我的计划。可是等了数月之后，政府通讯总部才给了我一个所谓经过“慎重考虑”的答复：进行这种试验，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两年以后，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判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一直忧心忡忡。如果监视通讯系统环节如此薄弱，监视手段又像我所说的那样落后，那么军情五处不得不设想一下，它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已前功尽弃，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监视工作被俄国人发现了，那么究竟是些什么活动被发现，有多少活动被发现了呢？
第六章
在冷战的战壕里，A 处二科是军情五处的前沿阵地，温特博恩和我则是突击队员。温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战友。他在加入军情五处之前，曾在陆军服过役，到过中国、日本、锡兰和缅甸。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曾经想当陆军元帅，可是没有成功。他拟定的行动计划总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尽管往往很复杂，但总是贯彻执行着军事上的精确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参加行动的目的不仅为了收集情报，而且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乐趣。我们的确获得了乐趣。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奉国家之命所进行的窃听和盗窃活动遍及整个伦敦，而白厅里那些自命不凡、头戴礼帽的官员对此却佯装不知。
温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对默契的搭档。我们都坚信，军情五处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迫切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着重于出主意，他则帮助我从建议中剔除那些不切实际之处，选出那些合理的意见，并策划如何使它们付诸实施。
我第一次和温特博恩搭档时，他正为A 处二科刚刚完成的任务而沾沾自喜。这个任务的代号是“党务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温特博恩式的行动——彻底性与好运气的完美结合。F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专家从英国共产党内部了解到，全体秘密党员的档案都存放在一个住在梅费尔的富有党员的公寓里。于是A 处二科奉命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潜入该公寓里去复制档案。
公寓被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包括目测、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不久，军情五处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公寓里的主妇打电话给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个小时。她告诉他，她把钥匙放在草垫下面。莱肯菲尔德大楼监听到这只电话后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出现在公寓周围，用塑胶印制了这把钥匙的模型。
我们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滨区度假时，作了细致的安排。温特博恩派了一队监视员去监视公寓的主人，以防他们决定提前回来。我们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设置了许多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准备翻拍档案。A 处二科的一队工作组开进了公寓，撬开了装有党员档案的文件柜的锁。每个柜子的所有抽屉装着的东西都用波拉罗依德照相机拍了照片。每份档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并在公寓里就进行了编号，以便用后放回原处。然后档案被成捆地载到莱肯菲尔德大楼，按着先后顺序进行复制。总计起来，那个周末共复制了五万五千多份档案，从而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关于英国共产党的一大堆情报。
“党务行动”使军情五处全部掌握了英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每份档案里都有一张声明，由申请人亲笔书写，说明自己为什么希望入党。此外，还有完整的个人详细情况，包括入党时的详细环境条件、为党所做的工作，以及党组织的联系人。“党务行动”所搜获的材料里还有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档案。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则是因为党要他们这样做。这些秘密党员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党员不是同时代的人。三十年代时的秘密党员后来多数加入了间谍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党员主要来自工党、工会运动、民政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由于艾德礼政府实行了新的审查制度，这些党员只得转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英国共产党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