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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即便是在这茫茫寂静的午夜，东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着冷战华尔兹舞。监视车仍在伦敦那些黑暗的街头跟踪着俄国外交官员，但这领事馆却沉寂无声。
第二天，温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楼收听“唱诗班”话筒发回的声音，音量较小，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但显然还是在工作。惟一的问题是那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人讲话。我只能听到一架打字机连续不断的咔喀声。我们来到地下室，用显微镜检查了六十号钻头。它上面留有一层石灰痕迹，长达八分之三英寸。不知这个俄国维修工是谁，他干得可真够认真的！
温特博恩眯起眼睛往显微镜里看，然后说：“这是什么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个针孔里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松鼠”纳特金碰上一次机会，看到了那间房子，里面已经全部重新装修过了，与隔壁共用的墙上装了一层隔音板，有个秘书正在里面打字。俄国人和我们一样明白，共用墙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窃听用场的。可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不知道墙里有个探测话筒。但是，看来他们大概发现了针孔，于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我到达机场时，来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二科的科长特里·格恩西。跟他一起来的助手是个威尔士人，叫詹姆斯·贝内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长的个子，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极为虚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他是由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认为身穿警察制服的骑警人员根本不适合做反间谍的细致工作，他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开始吸收一些文职情报人员，单枪匹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现代化和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反间谍机构之一。有许多设想实施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电子计算机来跟踪在西方的俄国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来自骑警队的传统势力的压抑和限制。这种传统势力认为，穿制服的骑警比文职人员要具有先天的优势。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加拿大的情报部门，而且也存在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格恩西认为只有英国的做法才是对的，因为他们区别了刑事侦探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技术领域。为了使二科不受骑警队主力的控制而独立，格恩西奋力进行了许多斗争。可是这种努力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事业。骑警队的高级官员对格恩西从不宽恕，他最终还是被贬到英国去担任骑警队与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联络官。后来因健康恶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协助筹划“蚯蚓”行动时，格恩西还在走红。当天吃晚餐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骑警队顺利地争取过来，并让骑警队人员伪装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还从叶戈尔·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帮助。此人曾是俄国大使馆的密码员，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帮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要办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办公室就在这幢建筑的东北角。
我研究了这个计划后，断定“森林之神”的技术指标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所谓“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话筒，从外面发射微波使其工作。由于话筒和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看来我们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线装置。这种装置的最大优点是，如果装得巧妙，那就会天衣无缝，几乎无法发现。最佳办法是把话筒隐藏在目标建筑物一侧的铝格子窗里。格恩西从那个建筑商那里搞来一个窗框的样品。这种窗子的分量很轻，是左右推拉的，若在里面隐藏东西倒是很理想的。当两扇窗门锁在一起时，框格内有一条通风道，可以使音质保持良好，金属的窗框可以有效地减弱话筒所产生的磁场，这样探测器就不容易找出话筒来。
可是，最为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隐藏话筒的电线。按设计的规格，新建的大使馆的墙壁厚度为两英尺，混凝土的内壁为十四英寸厚，中间留有二英寸的空间，外墙贴面为四英寸厚。我们在军情六处寻找了关于俄国电子探测器的详细资料。据他们说，俄国人只对墙的内侧进行探测，而从来不对墙的外侧进行探测。显然，俄国人怕被人看见他们对自己的房间进行探测，认为这很不体面。我对格恩西说，最佳方案是将电线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护，无论如何也很难被人发现。特别是军情五处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细电线，它产生的电磁场是很弱的。
建设工程开工了，我们得设法不让俄国安全人员发现这些电线。他们常常到工地来检查加拿大建筑承包商的工作情况。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们都埋有大捆的电线，并用柏油在表层作了掩护。每天晚上在建造主体工程时，伪装成工人的骑警队员就进入到工地，从大捆的电线中拉出一段来，装进空间里。一共要放八根电线，每根编上一个号码，从一号到二十号，以便被人发现时糊弄俄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国人推倒这个建筑来寻找那些电线时，他们也一定会欣赏这个玩笑的。
最为艰巨的工作是把电线接到话筒上去。房子东北部分的窗户已经顺利地装好了。有个骑警队的官员在现场监督，以保证把这些窗框装在正确的位置上。在几个月的建筑工期中，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才把电线放进了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可是要把电线和话筒接通，却是没法躲过耳目的。于是我们只得让一位工程技术人员登上四楼一样高的架子，从外面把它们接上。这项工作由格恩西手下的一个技术员负责。这个青年的工程师干得很不错，在深夜接近摄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里，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带着装在挎包里的焊接工具，爬到房顶上去干活。他把八个话筒逐个安装，再仔细地接通电线，牢牢地焊好每一个接头。
电线接好以后，骑警队的技术人员开始从使馆隔壁的一幢保安楼下面挖出一条二十码长的地道（这幢保安楼是骑警队的，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埋在基柱下面的电线捆）。然后把电线从地下十英尺的地方牵进保安楼，再用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将电线覆盖起来。八根电线都接到隐藏在保安楼车库里的扩大器上，动力由骑警队总部输出线提供。进行测试时，每个话筒都工作正常。
可是，正当这个几乎没有漏洞的行动快要结束时，一个厄运突然降临。有一个工人，他不知道所有从楼上窗子里牵下来的电线是在新使馆的东北角附近的外墙那块地方集中通到我们的保安楼里去的，他在那里安装燃料箱，把金属扣打下去支撑通风管道。有一根金属扣直接扎穿了埋在地下的电线捆，把所有话筒的接头全弄坏了。
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再度进楼，可这次行动比上次更冒风险。建筑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俄国人很快就要搬进去。如果被发现，俄国人是不会相信那些由骑警队人员伪装成的工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在一个十分寒冷的晚上，重新进入使馆楼。好不容易才从金属扣下面挖出了八根电线当中的六根，把它们重新接好。另外还有两根电线，也只好不要了，干脆用那根金属扣把它们装在墙内。尽管损失了两个话筒，可至少在每一间目标房子里仍有一个话筒能工作，这场意外事故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在俄国人搬回他们的使馆以后，我们从话筒里听到了讲话的声音。格鲁乌的官员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著家具该如何摆设。四十八小时以后，俄国人突然从他们的办公室里撤走了。很快，我们从俄国人在大使馆的材料里发现，他们拟将在这幢建筑物的另一个地方修建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密办公室，可能由一台单独的发电机提供电源。
这些话筒不断地把声音传回骑警队总部。不久话筒把一个正在进行工作的扫描组的声音传送回来。骑警队几天前就对这个小组的到来有所察觉，直到他们开始在东北角工作，敲打着墙壁寻找空洞，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天花板时，我们才得到了证实。这帮人在装有话筒的房间里折腾了二十天，仿佛认定了里面装有窃听器一样。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电线和话筒。根据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来衡量，新建的使馆规模不算大，可尽管内部空间狭小，东北角除了一般的领事工作以外，几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甚至在检查组离开这里以后，情况还是如此。八年过去了，那帮检查窃听器的人又到渥太华来了。他们直接来到那些装有话筒的房间，花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电线和话筒。检查组在大使馆里的四十二间房间里，只检查了那装了话筒的六间屋子，他们肯定早就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话筒！
正如“唱诗班”行动一样，“蚯蚓”行动的某些事情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几个月的耐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我们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当然，在开始筹划这次行动时，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风险是假设俄国人会在旧使馆的同一位置设机要室。我们根据分析使馆楼内的供电状况，产生了这个假设，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后来决定把机要室修建在另一处并把它隐蔽起来，这也是不奇怪的。英国和美国都已开始意识到，要想让使馆的机要室不被话筒窃听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机要室设在内部最隐蔽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电设施。可是，俄国检查组如此胸有成竹，看准了东北角进行检查，仿佛在寻找一件他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东西似的，这一点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时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还是在加拿大。波兰政府被允许在蒙特利尔设领事馆。他们买了一幢旧房子，开始重新装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飞往蒙特利尔协助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安装一只话筒。骑警队对使馆的波兰情报官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知道该官员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可是房间内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装，无法下手安装有线话筒，只好装一只“森林之神”共振话筒。这幢房子的电线正在更换，可以用钢管来埋电线，就像“蚯蚓”行动中的窗框一样。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装在钢管附近，实际上是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可是，在安装好“森林之神”不到两个星期，波兰人下令让建筑承包商把那堵装有窃听器的墙拆了，另外再修筑一道墙。骑警队想方设法搞回来了一个装置，另外一个被波兰人拿走了。后来，骑警队从波兰使馆内部获悉，是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