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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代尔对霍顿和吉说，他要去美国谈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们见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定会赶回来同他们会面的。如果来不了，他将委派一位他们认识的人代他同他们会面。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又跟踪了朗斯代尔。他们从白色大楼的六楼即朗斯代尔的公寓，一直跟踪到大波特兰街米德兰银行。他们发现朗斯代尔在银行存放了一只箱子和一个棕色纸包，不久，朗斯代尔便失踪了。安全局局长获得了米德兰银行董事长的同意以后，撬开了朗斯代尔存放的保险箱。九月五日，星期一傍晚，他们从银行取出箱子和纸包，把它们带回军情五处在圣保罗的实验室。温特博恩和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摊开放在桌上， 并进行了仔细地检查。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真家伙”——职业间谍完整的工具包。朗斯代尔的工具包里有两台专门用于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一台是米诺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诺克斯牌照相机里还有一卷照过的底片。我们把这卷底片冲印了并进行翻拍，然后又把它放回相机。这些照片看起来与间谍活动毫不相干，朗斯代尔在某个城市——后来我们经过大量的分析认为，这个城市就是布拉格——和一个满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里还有一本如何学打字的书，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必然与密写有关。我用细小的光束对每页纸的边缘进行了检查，发现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凹痕；朗斯代尔就是用这些书页作为他密写的复写纸来书写那些看不见的密文。我们把这本书送给了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摩根博士，对促进他研制侦破密写的新方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是，一只放在木碗里的龙森牌打火机。我们用摩根的方法对打火机进行了X 光检查，发现打火机底部是空的，里面装了许多小东西。我们用橡皮吸球和小镊子把这些东西夹出来，原来是两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码本。其中一本就是现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页纸上还有一张地图参考资料清单，是以我们监视队使用的伦敦地图册为基础而编制的。
自从“筏夫”行动后，我就一直在研究怎样收集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的情报。因此，当我看到朗斯代尔的密码本以后，我马上就知道这是苏联密码。这不是什么波兰情报员干的，而是彻头彻尾的克格勃行动。如果我们把他的密码本抄下来，并跟踪信号，我们就能利用朗斯代尔同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来破译莫斯科的密码。但遗憾的是，朗斯代尔的箱子里没有信号计划，这样我们也就无法知道他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了，因为每周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是不计其数的。此时“筏夫”却使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们在白色大厦朗斯代尔隔壁的套间里设立了基地，用“筏夫”进行监听。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朗斯代尔在他的接收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
然而，要把朗斯代尔密码本上的密码抄下来而又不引起他的怀疑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如果不接触每一页密码纸那我们就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的通讯。我们从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获悉，瑞士情报局最近发现一本被人扔掉的克格勃一次性密码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向瑞士人询问是否可以把这本密码本借给我。他们欣然同意。我开车去了伦敦机场，迎接专门护送密码本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这本密码本和朗斯代尔的密码本非常相像，每张纸的边缘都有一层薄薄的胶水，作用在于粘住纸页。我们刮下胶水，并对它进行了化验，发现这种胶水不是西方国家制造的，但邮局的技术人员却说，他们也能够仿造这种胶水。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傍晚，我们又到米德兰银行去拿箱子，并把它带到圣保罗去。我们仔细将密码本一页一页地撕开，并分别拍照复制，然后再把原件放在特制的装钉架上，紧紧夹住，用自己仿制的胶水抹在边缘，重新把密码本粘好。星期天一早，我们就把箱子放回了银行，等朗斯代尔去取。
几天以后，我接到托尼·塞尔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很焦急。
“你应当赶快来看看‘狮子胡须’的录音记录。”
“狮子胡须”是对苏联使馆继续进行“筏夫”行动的代号。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肯辛顿公园。下车后，我偷偷溜进了隔壁街上的保安楼。塞尔已经在厅里等我了，他交给我一页“狮子胡须”录音的记录纸，纸上有许多孔。
“你能猜得到这是什么吗？”他指着九月份大使馆里接收机活动两次突发的情况问道。
“这几次情况发生在哪几天？”
“好像是九月六号，是星期二；另外一次是上星期日，十八号。”他回答说。
“天哪！”我惊叹不已，“正好是我们银行行动的日子！”
在这两次到银行去取朗斯代尔的箱子的行动中，我们并没有派许多监视员。我怀着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把记录纸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并把苏联接收机活动的具体时间和A 处四科记录的监视员行动时间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狮子胡须”记录和A 处四科的记录完全吻合。苏联人一定已经猜到我们对朗斯代尔采取了行动。
我查阅了两三年以来的所有“狮子胡须”记录，并逐一仔细核对，试图了解一下苏联人是否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晚上使用过接收机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我们去银行的这两次，苏联人从来没有在午夜到早上五点之间使用过接收机。
我把这些资料送给琼斯，然后我们一起直接来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听完我们的汇报，霍利斯并不感到吃惊，他同我们一样认为泄密的证据是确凿的。他指示琼斯对监视队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朗斯代尔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张把这个案子从D 处二科移交给主管反苏联间谍的D 处一科，由马丁负责办理。
从表面上看，检验朗斯代尔是否发现了我们对他产生的怀疑，最好的试验就是看他的出国。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国，那就证明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如果他回来了，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朗斯代尔对霍顿说，他将争取在十月一日赶回同他们见面。琼斯对监视队的调查又一次失败，使得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霍顿到了伦敦，但却没人同他见面。好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朗斯代尔的影子，琼斯为此很着急。到十月十七号，在沃尔杜尔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察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幢大楼。我们不遗余力，全力跟踪，在紧张气氛中，日益加剧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朗斯代尔很快恢复了他过去的生活：经营自动电唱机，会见霍顿，会见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没有回到白色大厦他自己的套间里。他在这段时间住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个谜。每天晚上他离开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以后便向西走。自从朗斯代尔回来以后，阿瑟和我就对监视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控制。我们敢肯定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必须停止公开监视，在所有行动中停止使用无线电。吉姆·斯卡登对这种侵犯他管制权的事大为生气。他从未听说过“筏夫”，因而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使用无线电。他跑去找琼斯，但琼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踪像朗斯代尔这样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情报员而不被他发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设想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们让一队监视员跟踪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后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换一队监视员，在上一队监视员离开他的地方跟踪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继续跟踪下去，使他从沃尔杜尔街办公室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整个行动花了两个星期。我们调动了妻子和办公室的志愿人员协助监视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一个面孔出现两次。最后，我们跟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花园四十五号。显然，朗斯代尔是与这家的主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的。这对夫妇叫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是新西兰人。他们开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出售美国古典书籍。我们在房子的对面设置了一个固定观察站，等待着，并断定夫妻两个都没有发现我们。
十一月中旬，朗斯代尔从米德兰银行取出他的箱子，然后搬回自己在白色大楼的套间。我们马上派了通讯总部的技术员阿瑟·斯班塞到隔壁的套间去进行“筏夫”监听。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斯班塞几乎没有离开过套间。我们还在朗斯代尔接收机的交流电源上安置了一个非接触性窃听器，与耳机上的蜂音器相连接。斯班塞整天戴着这个耳机，因此即使朗斯代尔在深更半夜打开接收机，斯班塞也会被耳机中的蜂音器的声音惊醒。只要蜂音器一响，斯班塞就打开“筏夫”接收机，开始调频，寻找朗斯代尔的频率，然后立即报告帕尔默街的通讯总部。帕尔默街的总部接到信号后，又立即把信号发向切尔特南总部。那里，有一位叫比尔·柯林斯的密码分析员便用复制的朗斯代尔的一次性密码本破译电讯，并用专用密码电传线把所破译的密码送回在伦敦莱肯菲尔德大楼等待的阿瑟和我。
然而，柯林斯却始终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第一次收到的电文。这次电文中没有指示器组，指示器组是一组非密码信号，换句话说，是一组由一次性密码本编成的非密码信号。收报人必须把这组信号与一次性密码本全部吻合，方能破译（直到朗斯代尔被捕以后，我们才发现这组电文的指示器组用的也是密码，即用他的真正出生日期）。
阿瑟和我猜想，朗斯代尔也许知道他的密码本已经泄露，于是便换用另一本从国外带来的新密码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偷进入他的套间，对他的打火机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看看他是否用过他装在里面的密码本。于是，温特博恩和我乘朗斯代尔到苏福克办理自动电唱机业务时闯进了他的套间。这个套间简陋狭小，大概只够放一张床。我们拆开打火机，发现密码本仍在那里，只是刚刚撕掉了几页，这说明他仍在使有这个密码本。我仔细查看了一番，明白了朗斯代尔在翻译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文时所使用的行数比所需的行数多。只要多用几行往下查，就可以将电文准确地译出来。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对朗斯代尔每两周一次的莫斯科的电文成功地进行了监听，绝大部分电文是发给代号为“伊朗国王”的克格勃间谍霍顿的。电文还指令朗斯代尔如何对付霍顿，向他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他那儿弄到波特兰的哪种文件。另外还有一些朗斯代尔的私人电文，这些电文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苏联的情况告诉了他，此外还说，他已经在国外干了五年秘密工作，妻儿们希望他能尽早回家。
一月二日，星期一，霍利斯主持对该案件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议。阿瑟极力主张我们让它继续进一步发展，他凭直觉感到朗斯代尔是个极其重要的非法分子，他只与霍顿这个间谍发生联系。另外，我们对克罗格夫妇的情况也一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