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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发火，于是向他们问道：“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在后排喊道，“请问你们的‘筏夫’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研制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时竞答不上话。
“让我告诉你吧，现在是一九六一年！”那个人高声叫道。
“真见鬼，这叫什么联盟！”又有一个人说。
我狠狠地坐下来，人们纷纷离去，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安格尔顿和哈维走了过来，看得出哈维非常生气。
吉姆竭力用斯文的口吻对我说：“瞧，彼得，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在这种大场合下讨论这个问题恐怕不合适。比尔和我今晚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谈谈。”
哈维还没开口，吉姆就把我推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叫他的技术人员乔伯克开车到旅馆来接我。他很少和我说话，这大概是安格尔顿的命令吧。我们驶过乔治·华盛顿桥，穿过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向弗吉尼亚州的乡村飞驰而去。
伯克指着乡村的右边对我说：“这就是新的总部。”
除了有些树木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天渐渐地黑了。
汽车开了一个小时，最后停在一座木房子前。这座木房子离路边很远，房子后面有一个大平台。为了防止蚊蝇，平台的四周装满了纱窗，平台上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天气非常闷热而潮湿。阿巴拉契亚山脚下传来松树的阵阵幽香和蟋蟀的嗽呜。安格尔顿从平台里走了出来，冷冷地向我打了个招呼。
“今天下午真对不起你。’他说，但却没进行任何解释。我们在桌边坐下，中央情报局西欧处的处长也在座。他彬彬有礼，但却很少说话。过了几分钟，又有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在房子前面刹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便听到哈维在那里大声询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他拉开铁纱门，站在平台上，手里拿着一瓶杰克·丹尼尔牌啤酒，看得出他已经喝过一些酒了。
他大声嚷道：“你这个畜生，让我们把这个案件的真相说一说吧。”他把酒瓶用劲朝桌上一摔，酒瓶被摔得粉碎。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个圈套。以往，讨论军情五处的公事时总有哈里·斯通陪同，可现在他因患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
我转过身对安格尔顿说：“吉姆，这太不公正了，我原以为你是请我来吃饭的。”
“是请你吃饭，彼得。”他说。然后为我在一只雕花玻璃杯里倒了一些苏格兰威士忌。
我直率地回答说：“我不能被你们这样欺负。”
“哪儿的话，”安格尔顿平静地说，“我们只是想再听听……请从头讲。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我又复述一遍朗斯代尔案件。我刚讲完，哈维就憋不住了。
他满嘴溅沫，骂道：“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可信了！你跑到这儿来，是要我们为你们的研究付钱，但却一直把‘筏夫’这类技术藏得牢牢的。已经好久了……”
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个屁！”他吼道。
哈维又打开另一瓶啤酒。
“彼得，问题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有许多人在用高频无线电接收机，如果苏联人也有‘筏夫’，那他们就要暴露了……”安格尔顿说。
“苏联人有‘筏夫’吗？”安格尔顿又问道。
“开始没有，现在肯定已经有了。”我说，还引证了最近的一件案子。军情六处在波兰情报局的情报源说，波兰和苏联进行了一次联合间谍调查。调查结束时，他们在围捕那个嫌疑分子时，克格勃开了一辆面包车到他的公寓。他还透露说，苏联人不允许波兰情报局窥看面包车里的一切，但他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猜测，面包车里的东西与无线电侦察有关。
哈维叹了一口气：“天哪，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官员这下全完了……”
“可我们已经把这些情况报告送给你们的波兰处了，”我说，“不管这个间谍是谁，他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推测他是你们的人。这件事至少警告了你们，同波兰进行无线电通讯是危险的。”
西欧处处长红着脸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核实。”
“还有谁知道‘筏夫’？”哈维又问。
我告诉他，在我们研制过程中，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哈维又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还不如告诉混帐的巴布亚人哩！”
“我恐怕不会认为加拿大人会那样，他们是英联邦可以信赖的成员。”
“哼！你们还应当告诉他们换一架密码机。”哈维说。安格尔顿害怕哈维在气头上把“参谋D ”的秘密漏出来，赶紧用脚在桌下使劲地踢了他一下。
我们愈争愈激烈。他们的恐吓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们想使我感到内疚，引诱我讲一些使我事后会感到懊悔的话。他们说，我们为你们提供了“狙击手”，盼望你们能有所回报。我们同意资助你们的研究，但你们是怎样回报我们的呢？哈维又是诅咒，又是发火，他讲到大战以来被美国人忽视的薄弱环节、错误和疏忽：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领导艺术缺乏；不懂专业；在帝国面前不断撤退；社会主义不断进攻。安格尔顿脸色阴沉地对我说，如果我们想得到他们的情报，我们就得尊重美国在英国同盟中老大哥的地位。
“请记住，你在这儿是个叫花子！”哈维怒吼道。
我并没有激动，只是默默寻找机会反击。的确，我们的反间谍工作虽然不很出色，但现在阿瑟回来了，朗斯代尔案件不过是一个开始。再者我们并没有任何义务向你们汇报“筏夫”行动，这是我们的机密，我们有权自行处理。
“现在我到这里来把我毕生的工作全部告诉了你们——‘咽吞’、‘栅栏’、‘筏夫’——所有一切。可是我们在你们国家安全局里开会时，你坐在我对面五天，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这能算是情报交流吗？其实，你们发火大概是因为我们抢先了一步……！”
这下，哈维可气坏了，他脸色发紫，活像一只火鸡，汗水不停地从太阳穴上淌下。他解开茄克，露出肩上挂着的枪套和里面那支锋亮的手枪。他的肚皮被啤酒撑得又圆又大。现在已是凌晨四点，我被折腾够了，于是便起身告辞。我对安格尔顿说，明天的活动全部取消。我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印象坏透了。要不要讲和，完全取决于他们。
第二天，安格尔顿没有和我预约就跑到旅馆来看我。他满脸微笑，而且再三道歉。他责备了哈维在昨天晚上的行为。
“他喝醉了，以为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吓。现在他相信你了，他不过是认为你对他是个威胁而已。”
他又请我去吃晚饭。这次我小心谨慎，不敢大意了。他说他理解我的心情，并希望我也能理解他。他还热情地谈起要资助我们的计划。紧张气氛总算消除了。他提议带我去见托德拉，说服他让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反间谍力量给予支持。第二天他派了一辆车接我去米德堡。按规定，访问国家安全局时必须有通讯总部的人陪同，我只好从边门进去，直接上顶楼托德拉的办公室。我们在这里共进午餐。午餐时我再次复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经过，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复述了。
最后，托德拉问我需要他帮什么忙。我说虽然我对莫斯科的非法广播进行了分类——这当然是个重大成绩——但主要的问题是通讯总部没有充分监听苏联的电台。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十二到十五个无线电台台位来截听苏联电台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只是抽样监听。若是要在分类方面作出成绩，我们必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电台进行监听。托德拉对这项工作的前景非常感兴趣，并同意保证在两年之内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法广播进行百分之百的监听。他的话果真算数，过了不久，情报便源源不断。情报被送到通讯总部，由“反小集团”委员会负责处理。通讯总部有位叫彼得·马丽丘奇的年轻密码分析专家（现已坐上通讯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对我精心发明的分类法做了改进：他把成千上万的电讯输人电子计算机进行加工，然后用“抽样分析法”把相同的电讯归为一组。这种方法使分类更加准确。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成了西方反间谍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在驱车回华盛顿的时候，我为这次出访所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不已。这次出访华盛顿，我不仅争取了美国对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咽吞”行动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他们对反间谍工作的支持。安格尔顿如果不提哈维，我几乎快忘记了和他的冲突。
安格尔顿对我说：“哈维想再见见你。”
我非常惊奇。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向您征求意见。他在古巴碰到了麻烦，我对他说也许你可以帮助他。”
“那天晚上的事后来怎么说？”我问。
“他只是想考验你一下，看你是否可以信赖。你及格了。”
安格尔顿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人。他拒绝再作进一步解释，只是说他已经和哈维约好两天以后一起吃午饭。他还说，到时候我就会明白了。
一九六一年是中央情报局被古巴问题所纠缠的时候，侵入猪湾的幻想早已破灭。安格尔顿和我经常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曾在五十年代参与过军情五处对希腊籍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采取的平叛行动。一九五九年在我访问华盛顿时，主管东南亚事务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曾请我向高级官员介绍自己的有关反叛乱方面的经验。显然中央情报局对古巴有所打算。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古巴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王国。比斯尔后来接管了猪湾行动，行动失败后，华盛顿官员认为要不了多久比斯尔一定会下台。果然，肯尼迪兄弟后来把那些古巴事件的负责人统统革职了。
两天以后，我准时来到吃饭地点。哈维站起来跟我打招呼，紧紧地跟我握手表示欢迎。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从前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现在没有了，而且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了。他是个硬汉子，他不会宽恕别人，也不会期待别人宽恕他。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古巴问题，想听听我当年对塞浦路斯行动的看法。
“很遗憾，我没有听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报告。”他说，并没有挖苦的意思。
参加军情五处不久，我就卷入了塞浦路斯问题。当时殖民地事务处的处长比尔·马根把有关正在激化冲突的文件拿给我看。那时希腊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斯正在领导一个激烈的运动，他们要求完全独立。希腊政府和希腊共产党以及格里瓦斯的游击队“约卡”都对这个运动给予了支持，而英国则急于保住塞浦路斯这块军事要地，因而极力反对这个运动。一九五六年战局吃紧，一触即发，格里瓦斯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