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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就是卢比莫夫。“埃里”有某些俄国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档案。苏联采用死信投递的方式同他联络，而且经常把他提供的情报送给斯大林。古曾科的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归入档案，以后再也没人问津，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吃灰。这真是不可思议。
伊夫琳说：“人们不相信他，认为他弄错了，军情五处内部不可能有间谍……”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作者的“遗嘱”，她写道：“如果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那我肯定是罗杰·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尔。”
我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么大的人物怎么调查？除非把军情五处翻个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说：“一九五一年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只不过是伊夫琳和我头一次分享的机密。在以后共同工作的几个星期里， 她渐渐向我道出了军情五处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是我们在A处二科的录音带上听不到的。这些故事充满了疑问、猜测、无法解释的行动和离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并不是第一个怀疑军情五处藏有间谍的人。这种恐惧和办公室的家具一样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园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断有人揭发军情内部有间谍，但从未调查过，也没有人反驳过这些揭发。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这次的搜索一定是长期而又艰苦的。想到这里，我收住脚步，回头望了望莱肯菲尔德大楼。
“这次不会再走漏风声了吧？”我心里想，“不会再出现叛逃，这个人不会溜走……”
第十四章
虽然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可对米切尔进行调查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为了这件事，我们开始时大吵一顿，结束时又大吵一顿，在这期间也没有调查出什么名堂来。我明白，如果要在米切尔退休之前赶紧把这案子理出点头绪来，必须安装窃听器，并用上我们掌握的全部技术措施。霍利斯对在米切尔家中的电话上装窃听器表示强烈反对，对用技术设备进行全面监视也表示反对。他说他不愿意让军情五处里更多的官员知道这个案子，更不打算请求内务大臣批准窃听或擅自进入副局长的家。
对这样的打击，阿瑟的反应很糟，他的脾气坏得无法控制了。一次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开会时，他抑制不住自己，发起脾气来。他说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容忍那些限制来拴住手脚的。他以威胁的口吻说要亲自去见首相，让首相对这个情况加以重视。霍利斯对任何威胁的反应表现得十分圆滑，他嘴上说他会对阿瑟的意见引起重视，可他实际上却是不改初衷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批准扩大调查！”
阿瑟大步走出房间，显然是准备把他的威胁变为现实。
那天晚上，琼斯和我去了我的俱乐部——牛津剑桥俱乐部，想办法寻找一个避免这场厄运的办法。自从卡明被任命为D 处处长后，霍利斯和阿瑟之间的关系便日趋恶化。米切尔案件那么棘手，如果我们内部露出一点骚乱的痕迹来，都有可能造成一场灾难。
琼斯处在一个十分恶劣的境地里。他和我一样清楚，他就要在几个月内提拔为霍利斯的副手了，可我看得出，他觉察到霍利斯的确在设置障碍。
“如果阿瑟干出了什么傻事的话，那就意味着军情五处的末日到来了。”琼斯忧虑重重地望着酒杯说。
我问他可否私下去拜访怀特，可否让他给霍利斯施加一点压力，让霍利斯改变主意。琼斯用一副苦恼的神情看着我。他明白，他已经慢慢地被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忠诚中间——对霍利斯的忠诚和对充满激情地在困难中进行工作的调查者的忠诚。快到凌晨一点钟时，我们仍然还没有作出任何果断的决策。琼斯说，如果我能保证不让阿瑟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他就可以保证去见怀特。我从俱乐部给阿瑟打了个电话。当时虽然已经是很晚了，可我知道他没有入睡，他还在喝威士忌。我告诉他我要立即去见他，然后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他的公寓。
阿瑟的情绪糟透了，态度暴躁。
“我想你是来告诉我，你决定也要插手！”他尖酸地说。
这天夜里，我又一次坐下来痛饮，无法说服阿瑟改变主意。看上去他有点紧张而绝望。从朗斯代尔案件之前，他就过度紧张、劳累，他精神上的负担不断加重了。他的皮肤发暗，仿佛已逝去了青春。他同那些设在他道路上的障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我看得出，他在一九五一年被撵到马来亚的阴影仍然在笼罩着他。
“当时我是应该斗争的，可我当时同意离开安全局仿佛是上策，可这一次我认为不是上策。”他说。
他最后还是意识到了琼斯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同霍利斯公开决裂会使我们走投无路，如果让狄克去说服他，至少还有点指望，兴许会同意增加部分设备的要求。
第二天，我接到琼斯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同狄克谈过了，让我们大家下个星期日到他在安妮女王门的公寓去聚会。
“他想看一下有关此案的报告，然后才能决定如何去干。”琼斯说。
怀特的公寓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后面。我按照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那里。狄克亲自来开了门。他穿得很随便，只穿着一件开领的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根像领带一样的围巾。。
他请我们进到他的书房。这是一间优雅别致的房间，四面墙壁都摆满了书，装饰风格是十七世纪的，墙上挂着几幅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名画，壁炉上方还挂着一面明净的镜子。
“我们喝点茶，好吗？”他急于想消除我们每个人脸上流露出来的紧张神情。
“现在，”他看着阿瑟说，“最好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阿瑟解释说，不如先让我介绍一下情况，因为我带来了说明那三十八个案子的图表。我们忙乎了一阵，图表大大，没法在那只精致的小茶几上摊开来。狄克见此情景说：
“不，不，不要紧，把图表铺在地上吧。”
两分钟不到，我们都伏在地毯上了，我们开始再一次触及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整个宁静而优雅的星期日下午全都给搅了。我解释说，我曾提交过两个报告，一个是有关蒂斯勒案件的，另一个是有关朗斯代尔的，都被拒绝了。狄克用尖锐的目光看着我，却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关键在于我们不可单方面地看这个问题，搞出这些图表的出发点是想得到一套完整的看法，看看这些案件里是否有俄国人插手的依据……”
“听起来像是在搞一个糟糕的归纳法，不过请你继续讲吧。”他怀疑地说。
我—一讲述了案件，并解释了为何总是要提到那五个人。
“你在起草报告之前，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同阿瑟讨论过这个问题？”狄克瞪着眼睛看着我说。
“我怎么可能那样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科学理事会。”
狄克转向阿瑟：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显然，他感到难以置信。
阿瑟接过话茬，并解释要求使用设备的问题。琼斯一直保持着沉默。此时狄克又问他的意见如何。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无可奈何地也参与了进来。
“罗杰拒绝扩大调查范围。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个错误。我们现在既没有进行跟踪，又没有技术设备的帮助，这样去寻找案件的结果，其希望是渺茫的。”
狄克对琼斯那种冷静明晰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
“这里有两个因素，”他考虑了一会说，“一是要进行调查，二是我们在进行调查时肯定会被人发现，两者几乎同样的重要。”
他告诉我们要作些修改，他认为应在非官方的房子里对调查工作进行协调，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筑物里进行这项工作。他建议我们使用斯隆广场附近的阁楼路军情六处保安楼。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对罗杰说，你们等着听他的消息吧。”犹克说。
第二天，琼斯通知我们，说霍利斯已经同意用军情六处的一个监视队来协助办理此案，但仍旧不允许他们把米切尔跟踪到伦敦火车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发现。他允许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温特博恩，并授权我们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的那个双面穿衣镜后设置一个闭路电视系统。当天下午，我们就把那些宝贵的档案搬到阁楼路上那座马房式小楼的二楼上，房间里没有家具。以后，这里就成了我们办理这起案子的总部了。
在调查米切尔的初期，我们对菲尔比叛逃的过程又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我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实一下他们的电子计算机记录情况，以便对俄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报人员的活动有一个了解。结果发现，弗洛拉·所罗门与阿瑟在伦敦会晤之后，克格勃官员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对中东进行了访问。我们早就非常怀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尔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过进一步的核实，发现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访问过中东，刚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发“五人集团”的材料送往莱肯菲尔德大楼之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确认莫丁从五十年代初以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我们拜访了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她说九月份时，菲尔比减短了全家人在约旦度假的假期。从那时到失踪这段时间里，菲尔比显得神情紧张，经常酗酒。我们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贝鲁特，向菲尔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审查了。很显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后，会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可是，很奇怪，菲尔比仿佛对此并不在乎，这样一直持续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当时他的案子刚好已经确定了。
我们听了菲尔比的所谓的“坦白”录音，这是尼古拉·埃利奥特从贝鲁特带回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无从听清这个谈话录音，主要是因为录音质量太差。这是典型的军情六处作风。他们在开着窗户的房间里使用这种劣质话筒，而窗外的来往车辆的嘈杂声非常大。我们只好使用我研制出的双耳助听器，请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和年轻的译报员安妮·奥尔尤因给予帮助（安妮是听力最好的译报员），搞了一个百分之八十文字准确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听了录音，并与那份稿子进行了对照。听了这个录音之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菲尔比早在到保安楼之前，就有了与埃利奥特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埃利奥特对菲尔比说，他已经掌握了菲尔比的新证据，深信菲尔比是有罪的。十年来，菲尔比每次都一再否认一切，可这次他一口承认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就当了间谍，压根儿不问埃利奥特掌握了什么样的新证据。
阿瑟对听录音感到很苦恼，他揉着眼睛，捶着膝盖，听着菲尔比讲着荒唐的吃语。菲尔比说布伦特是清白无辜的，而蒂姆·米尔恩才不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