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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种不可能成立的假设，近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急功近利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会只有某项单方面的成功。欲达全面革新，必须有长远的规划，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君主立宪等。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绝对不会虚君放权，李鸿章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改革大计与建设蓝图，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学一步，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实用技术方面的改革，深层次的制度、法律、政体、文化等方面基本没有触及。不唯李鸿章，这也是近代整个洋务运动的一大盲点。比如清廷派遣严复等十二人作为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专门学习海军技术，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向英国输送了一百来名留学生，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曾国藩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他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他有一幅广为人知的对联：“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别人骂他，他从不为自己辩诬，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时人作有一副对联，将他与翁同龢一同讥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籍贯合肥，身为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担任的户部尚书一职，常被人称作大司农；此联嵌官名地名于其中，一语相关，构思相当精妙。而梁启超对李鸿章“富甲天下”说则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有“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但世人竞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入信”。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尽管拥有大量资产，李鸿章生活却相当简朴，饮食简单，习性严谨，其个人嗜好，一是喜抽水烟袋，二是午餐爱喝两杯。以致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李鸿章对毒害中国的鸦片十分痛恨，严复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吸食鸦片，常受到他的严厉斥责。李鸿章病逝，严复以理解同情之心送上一副挽联道：“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严复认为，如果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军事改革没有多方掣肘阻挠，就不会有甲午惨败、庚子之祸；而到了唯有敌败求和才能保全国家之时，如果李鸿章不承担主持和议收拾残局之责，士大夫们又要攻击他只求个人名节而误国误民。
在关于李鸿章的诸多评价中，外国人最为持平公允，他们一致认为李鸿章是中国19世纪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将他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其中当数美国人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评价最具代表性：“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斯人已逝，但影响仍通过他举办的洋务自强运动，通过他不惜个人生命与荣誉得以保全的中国主权之完整，通过他格外赏识着意提拔的袁世凯等人而深刻地作用并改变着中国的历史格局。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艰难进程中，李鸿章更是作出了时人无法匹及、后人难以想象的贡献。在当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着国歌依次升起，轮到中国时，却只有黄龙旗在寂静中冉冉上升。所谓堂堂的大清帝国，竟连国歌都没有一首，场上响起了阵阵西人的嘲笑。此时，年过七旬的老人李鸿章站了出来，步履虽然不甚稳健，但神态毅然地走到黄龙旗下，尽可能地挺直腰板，亮开既不清脆也不高亢的嗓子，满怀深情地唱起一首他从小就唱得烂熟的歌曲——家乡安徽民间小调《茉莉花》。喧嚣归于寂静，唯有李鸿章的声音在运动场上回旋。一曲唱罢，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位不惜一切，誓死捍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老人。
关于李鸿章的不足与弱点，只要列举，一时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比如他用人有亏，任人唯亲，只重家乡安徽人，偏袒亲戚门生；他在甲午海战中一味采取守势，缺少主动进击的勇气与锐气；他身上江湖味太浓，政客气太重，缺少曾国藩那样的理学家的虔诚与忠信，漠视“以修身为本”；他强调办实事，不注重学问修养，直到晚年才幡然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他聪明有余，智慧不足，缺乏大政治家的风度、大改革家的气魄、大军事家的胆识，不足以担当济世强国、勇猛精进之大任；他恃才傲物，一副大清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因此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也不例外地“轻侮”；他喜看《庄子》、《管子》，不读西方之书，对西学的认识与了解始终停留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他知道中国内部许多腐朽真相，就是不肯付出巨大牺牲着意改革，比如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说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他明明知道中国的虚假伪饰，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为何就不想方设法地根除这一至今仍然存在的弊端呢……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况且以上所举，不少属我们对李鸿章的个人苛求。历史与国情，决定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超过他人十倍的努力与代价。洋枪队队长戈登曾一针见血地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又说在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唯有李鸿章，才有一点改革的愿望。
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与秦桧、汪精卫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便“愤青”似的不问青红皂白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张之洞：逸轨的新政
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最初“亮相”，是一名敢于直言的清流派健将。
所谓“清流”，自然是相对于所谓的“浊流”而言。清流派自命清高，标榜名节，讲求人品，“严义利之分”，以维持名教理学为己任，是光绪年间清廷内部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清流派又有“前清流”与“后清流”之分：前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得力干将为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因他们多为北方人，又称“北派”；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头，主要骨干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南通才子张謇等，因他们多为南人，故名“南派”。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注重实利，“论才能不论人品”，“论功利不论气节”，这在清流派看来，自然是一股“污染”社会环境的“浊流”了。可人们一般不作此称呼，而是名之为“洋务派”。清流与洋务派大有水火不容之势，不仅抨击洋务派在国内兴办的各项洋务自强举措，于李鸿章等人的外交和谈政策，更是极力反对。清流派有着极强的文化自尊心，对内顽固守旧，对外拒斥西方文化，一意主战，反对任何妥协，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清廷迈向近代化的步伐，延缓了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文明潮流的进程，故有“清议误国”之说。
清流派虽然未掌实权，但他们上书言事，评议时政，弹劾大臣，虽有好为空言、不识时务之嫌，但在“人言可畏”的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强大的“杀伤力”使得众多朝臣颇为忌惮。张之洞曾在一首诗中写道：“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清流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归，凡与之相悖逆者，便是歪理邪说，是荒谬绝伦。他们怀着强烈的道义感，自以为正义、真理在握，所以理直气壮，声音也就显得格外地“洪亮”。
作为清流派的一员主要干将，张之洞享有“青牛角”（“青牛”与“清流”谐音）之称。较劲的“青牛”一旦发力，犀利的“牛角”冲向荆棘编织的篱笆，足以刺破某些虚伪的假相。张之洞正是以其“青牛”本色，在“东乡惨案”与“庚辰午门案”中上书鸣冤、抗疏力诤，备受时人侧目，赢得了“遇事敢为大言”、“诤言回天”的美誉。
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勾结地方劣绅，巧立名目增加多种赋税，对农民敲诈勒索、横征暴敛，致使税额陡增近十倍。百姓苦不堪言，聚众请愿，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减轻负担。孙定扬担心事情败露，便向省府谎报百姓谋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轻信孙定扬所言，马上派遣提督李有恒率兵进剿，酿成冤杀百姓数百人的“东乡惨案”。民众不服，进京控告，清廷虽对当事人有所惩处，但量刑过轻，首恶仍逍遥法外。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对冤案了解甚详，于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一日这一天，连上三道折子，详细叙述惨案始末，列举四川官府欺压百姓、滥杀无辜的大量事实，指出百姓聚众抗粮真相，有理有据地为东乡百姓鸣冤叫屈。张之洞奏章一出，朝野上下一片附和，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多年冤案就此得以平反昭雪，罪首孙定扬、李有恒处以斩刑，文格被革职查办，其余相关知府、总兵、官绅等也遭革职充军。
轰动一时的“庚辰午门案”，是指1880年中秋前夕，十五岁的小太监李三顺受慈禧之命，给身为醇亲王福晋的慈禧胞妹送去八盒食物，因强闯午门而引发的一起案子。案情十分简单，只因涉及慈禧太后，所以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依照清廷惯例，太监出宫不能直走午门，而李三顺送物出宫时依仗慈禧之势，竟然不顾成规，直冲午门，“闯关”而去。身为满人的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强加拦阻，双方发生争执，互相推搡中将食盒撞翻。李三顺恼羞成怒，丢弃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