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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囊四处求购西书，如饥似渴学习吸收，将中学各流派，西方各学科集于一身。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康有为，从而逐渐构建起个人独特的思想体系，为此后的开堂讲学、著书立说、维新变法等一系列活动与发展，奠定了充沛的底气与雄厚的基础。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康有为锲而不舍的问学求道，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的确带有一定的“先知先觉”色彩。
康有为从朱注六经、科举制艺到经世致用、义理经学为第一变，转向佛道之学为第二变，求道西方为第三变，如果说第一变出于康氏长辈“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安排，那么第二变、第三变则完全出自内心的渴求与自觉。特别是钻研西书，没有老师的教学指点，又不懂外语，仅凭大量购买的翻译之书，他一本一本地啃着，硬是于那些枯燥深奥的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中，探出了一些门道，“现买现卖”地用这些刚刚学来的算术几何、星云以太、宇宙演化、地质嬗变及生物之学，剖析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还将西方几何学中的“公理”、“实理”等活学活用于他最早写就的《人类公理》、《公理书》等书中。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并非一味信奉西学，而是合西学与过去钻研的诸子之学、苦苦修悟的佛学道教于一体，探索长期孜孜以求的“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颐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古今，穷察后来”。
也许是参研学问过于用心刻苦之故，1885年3月，康有为突然头痛大作，并影响到眼睛，“不能视文字”。如果是短暂的疼痛，忍一忍，也算不得什么，可一连就是好几个月。他无法忍受，又不得不忍受，于坐卧不安中，每天只好用毛巾裹住脑袋，呻吟着在室内无可奈何地转来转去。母亲遍请名医高手前来医治，均感束手无策。时间一长，连康有为自己都感到绝望了，不禁默默地整理过去的笔记手稿，等待死神降临。康有为相信天命，以为人的一生全由上天安排造作，他还特别迷信风水，热衷扶乩问卜，所以他并不惧怕死，并对自己能够综合古今中外之学，“既闻吾道，既定大同”十分满意，可以平静而无憾地死去了。
结果自然是没有死成，救他一命的竟是那些购回的西书。平静等死的日子里，康有为开始研读西医之书，并如法炮制西药，以自己为试验品服用疗治。凭着几本西医书籍，康有为竟然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病情有所好转后，又在西樵山白云洞隐居调养一段时间，第二年春天，便恢复如初了。
从此以后，康有为更加信服西学，并将阅读研究的重点，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哲学、历史、政治、教育等“泰西之政”。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对科举功名并不热心，于多次落第，他自己真的一点也不在意，长期不倦的刻苦攻读，只以求学问道为旨归。正因为超然于个人的功名利禄之外，于科举也就显得无所谓了。也许是儿时天资过于聪颖出众，师长过于宠爱夸奖之故，康有为从小就显得颇为自负，自视甚高，“以经营天下为志”，性情严肃，不苟言笑，活像一个小大人。这种自负与自傲并未随着科举失意的打击有所收敛，反而随着学问的精进不断增强，有时竟达到了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乃至目空一切的地步。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经天纬地、包容宇宙的大视野、大学问、大道德、大理想。哪怕陷入走火入魔、如痴如狂的境地，也不同于洪秀全科举打击的染病谵妄，而是参悟求学所致。他先是在儒圣孔子身上吸取营养，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参禅问佛后，便以释迦牟尼为榜样，欲拯救灾难深重的民众于困厄苦海之中；而西方文明的强烈刺激，于西学的不断钻研，更是激发他以圣人为榜样，改革传统社会的意志与决心。与此同时，他仍一个劲地坚持科考，早先是出于母亲及家族长辈的督责，后来则是希望博取功名、占据要津，以便更好地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与宏伟目标。
康有为介入社会、干预政治、实施抱负的最初途径，主要是上清书、开学堂、著新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利用再次赴京应顺天乡试的机会，于12月10日大胆向光绪帝上书，这便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一书》。
在五千多字的上书中，康有为字斟句酌，话说轻了，无疑隔靴搔痒，重了又有触犯“龙颜天威”之险。他向光绪分析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针对朝政弊端，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变成法”就是要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变法兴治，“十年之内，富强可致”；“通下情”，是希望皇上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慎左右”，认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上应该明辨忠佞，去奸臣，近忠良，以一身正气带动百姓，共同治理朝政。
在等级制度严格异常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介没有任何功名的布衣，康有为并无上书皇帝的资格，试图通过他人代递传呈，也没有成功。上书虽未呈达光绪之手，但其内容却感染、激励着无数书生百姓，一时间，《上清帝第一书》被人广为传抄，康有为的名气，也开始在京城慢慢“唱响”。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上达天听受挫，康有为回到故乡，一方面潜心著述，一方面收徒讲学，传授新学，培养人才。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拜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邀请下，先于广州闹市中心的长兴里邱氏书屋开堂讲学，后因“来者日众，旧址不敷周旋”，校址一移到卫边街邝氏祠，再移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正式命名为“万木草堂”，取万木培植成栋梁之意。学堂所收学生，不论门第贵贱、年龄大小、学问高低，只要接受维新变法理论，皆可进入深造。招生方式别具一格，授课更是别开生面。康有为根据自己的求学问道经验，从变法的需要出发设置课程，以孔学、佛学、宋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可谓上下古今兼顾、中西文理俱备。康有为每天都要给学生授课四五个小时之久，所讲内容“以穷理创义为要旨……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窠臼，辟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此外，学生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万木草堂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据学生回忆，“是以康先生所藏书为基础，同学们家藏的书，则自由捐献”而成。学堂“每人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然后由康有为批示作答。学堂不分年级班次，也没有考试制度，“全在功课薄上窥察各人造诣之深浅”。应该说，万木草堂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引入西学为传授内容的新式私人学堂，也是第一座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学校。
康有为切入社会的方式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对上，呈书以打动皇帝；于下，通过培养一批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骨干力量，从而启迪、唤醒广大民众。“草堂徒侣，康门弟子，其全盛时，数以千计，盖遍于各省矣。”据统计，从1891年最初的长兴学舍，到1898年清廷下令封禁，万木草堂先后培养学子达三千余人，不少成为维新变法的栋梁之材。
从学问到实践，从底层到上流，康有为经过一番不懈探索，对社会现实，也算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荼毒之深，改革之艰与变法之难，决心从理论方面入手，推翻顽固的守旧体系，树立崭新的变法思想，以达启蒙、维新、变法、富强之效。为此，康有为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也是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不少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两部奇书《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渊源于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廖平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有人干脆就说两书抄袭廖平。说者言之凿凿，廖平本人当年就有指控，而康有为却极力回避甚或否认，倒是弟子梁启超较为客观持平，说老师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
按理说，一位集中西学问于一身，并以“圣人”自诩的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抄袭他人这种偷偷摸摸有损道德声望的事情。廖平为今文经学大师王辏г思懊诺茏樱握胖茨涣牛簧萄担饕芯烤В跃Я渲疲髡拧白鸾褚止拧薄Ｋ耙止拧彼枷胄闯伞侗倭跗罚衔吨芾瘛返裙盼木嘤闪蹯痹欤灰浴白鸾瘛彼枷胄闯伞吨テ罚滴骱航裎木庞煽鬃痈闹贫鳌？涤形肓纹皆缇拖嗍断嘀苍垂饬讲渴指濉Ｒ桓鑫蘅筛频氖率担蔷褪强涤形隙ù恿纹降闹鲋惺艿狡舴⒂胗跋欤⒃搿缎卵本肌酚搿犊鬃痈闹瓶肌分小４醋魇艿狡舴⒂跋欤盟俗柿鲜且换厥拢蛴质橇硪宦胧铝恕Ｔ诖耍颐俏抟饪贾ふ绫穑鲎胖赜谧髌返挠跋煊肴嗣堑娜峡桑嵝挠诿拦д吡形纳凇度褰碳捌湎执恕芬皇橹兴裕骸安还芸凳欠褚晃怀撸撬傥２痪宓馗谋淞死贰！�
同样是对“新学伪经”的考订，廖平的着眼点在于经学正统的学术问题，而康有为却将其纳入变法改制、救亡图存寻找理论根据的政治框架。秦始皇焚书坑儒，人们以为六国典籍及民间藏书已被烧尽，汉代秦立后，便四处搜求耆老宿儒，凭借他们的口耳相传、记忆诵读，硬是复原了昔日的孔子六经。及至汉武帝末年，事情陡然起了变化，一批藏得很深、未被焚毁的典籍陆续被人发现。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经书，并形成了两个分歧日甚、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学派——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推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身受大命的“素王”，以治《公羊学》为主；古文经学则将时代推得更远，崇奉周公，以治《周礼》为要，认为六经不过是一些史料，孔子仅是一位史家而已。先是今文经学盛行，到了西汉末年哀帝时，一位致力于古文经学研究的学者刘歆助王莽篡权，被封为国师，于是古文经学成为官学与显学。因王莽篡汉建立的朝代名新朝，于是，刘歆的古文经学又称新学，意即“新朝之学”。自此以后，今文经学便一落千丈，直到清道咸年间，才慢悠悠地缓过一口气来，大有死灰复燃之势。
《新学伪经考》中所要考证的，就是刘歆所传经学的真伪，对他一手捧起来的古文经学予以否定。经过一番论证，康有为得出的结论是，秦始皇焚书，并未毁及六经，汉初所传，全是孔门足本；因此之故，西汉经学，便无所谓古文者；大凡所传古文，皆为刘歆伪作；刘歆之所以作伪，就是为了湮灭、搅乱孔子的微言大义，帮助王莽篡夺政权。
康有为拿刘歆与新学“开刀”，得出了一切古书都需重新考证、检查、评估的结论，动摇了正统清学的立足点，也就难怪梁启超将其视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了。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破”，那么《孔子改制考》便是“立”。不破不立，有破有立，边破边立，这才是康有为离经叛道的本意与目的所在。
《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