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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海外的十六年时间里，康有为环球三周，四渡太平洋，九越大西洋，八过印度洋，还在北冰洋呆了一个星期，游历四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对此，他以相当自豪的口吻说道：“若我这游踪者，殆未有焉。”又说“足迹已遍天下，觉大地无可游者”。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样的游历与行程，的确创造了“国人第一”的奇迹。当然，他的这种游历，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考察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比较中西”，以作未来发展之借鉴。
1908年，光绪帝驾崩，正在南洋的康有为闻讯，有如五雷轰顶，当即发起各种致哀悼念活动，并为光绪服丧百日，然后才剃发除去丧服。
尽管光绪已死，复辟无望，但康有为还是坚持唯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继续维护清朝统治。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覆亡，皇帝被推翻了，君主没有了，康有为仍一意孤行地不改初衷，坚持保留君主名号，造出一个“虚君共和”的新名词，以代替过去的“君主立宪”。他认为虚君的人选有二，一为宣统皇帝溥仪，另一位就是孔子的后裔衍圣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康有为在张勋复辟的丑剧中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请出已经退位宣统溥仪，恢复大清国号，改1917年为宣统九年，废除民国刑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尽管康有为在复辟王朝中不获重用，仅戴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头衔，但他以“文圣”自诩，建言献策，草拟了一大堆有关尊孔教、复读经、除满汉、表忠烈、续世爵、复绅士、改新律、起遗老之类的诏书。结果闹剧只演了十二天，就在讨逆军的枪炮声中匆匆收场，康有为不得不逃进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寻求保护。
正如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差，圣人与小丑、圣人与罪人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说戊戌维新受挫，康有为的出逃尚有一种激荡人心的悲壮刚烈之感，那么于张勋复辟闹剧草草收场中的溜之大吉，则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同样的失败逃命，前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后者则属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国人虽然习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他们早就愤恨于这种迫不得已的苟且偷生。“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封建帝制一旦被推翻，要想回到变态的过去，民众肯定不会答应。表面上看，都是尽心尽力地辅助皇帝，但时间有先后，性质便判然有别，前者为英雄，后者不过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一回丑角。
逆历史潮流而行，就连得意门生梁启超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他，康有为自然是气得半死。于是师生失和，分道扬镳，相得益彰的“康梁”并称，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互为政敌的“康梁”反目。
康有为的固步自封、顽冥不化，固然与其个性因素密切相关，比如性格怪异、好走极端、过于自尊、不肯认错等等；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他的一种政见与认识。
变法失败，康有为肯定有过一番深刻的反思，他晚年曾忏悔道：“追思戌戊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踰墙飞瓦也。”作为冷静的旁观者，西人李提摩太说维新变法“败于激烈，过于急进”；赫德说维新派“不顾中国的吸收力量，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他们的评说无疑有着一定的道理。如果维新变法都有过速之嫌，那么以中国的专制之深厚，民智之低下，民风之未开，革命是否更加急进激烈？于国人而言，民主、共和是否过于“铺张奢侈”？其实，就维新变法以来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情形而言，只要我们稍稍持平、客观一些，就会觉得，保守的君主立宪制于古老的中国，实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难怪民初有着较为广泛的“市场”了。
康有为成立保皇会，在海外刮起保皇旋风，是因为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那么光绪死后，他仍不遗余力地鼓吹君主共和，则属理性的政治认识了。他一生最恨者两人，慈禧太后与袁世凯。可当清廷在慈禧的主持下宣布预备立宪时，康有为不禁“大喜欲狂”，将过去大骂的“逆后”一词，改为“西后”、“太后”乃至“圣母”。袁世凯出卖维新人士，康有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一有机会，就对他大加攻击。但当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为使事情的发展纳入君主立宪的轨道，康有为等人调整方略，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与袁世凯合作。当然，康有为后来又极力地反对过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他所反对的，并非君主立宪体制，而是袁世凯个人——他认为袁世凯无法与“有清三百年之天子”相比，没有资格称帝。他对前清怀有一种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感恩戴德，死前二十八天，即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庆祝七十寿辰，还穿着担任工部主事时的前清官服，将末代皇帝溥仪亲书的“岳峙渊清”匾额与赠送的玉如意一柄视为上宝，设香案遥拜，叩谢“天恩”。
为给改革披上合理外衣，对付顽固守旧派的攻击，康有为抬出所谓的圣人孔子，托古以改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内里，实有着发扬光大孔教之意。康有为眼里的儒教，不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学问，也不仅仅是专家学者们认可的准宗教，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泛宗教与宗教。他将孔教与佛教、耶教、喇嘛教等其他盛行的宗教进行比较，认为孔教顺人之情，极为自然，最适合于人类：“孔子之宗教，为人道宗教，社会程度较高时代之宗教也。其他各宗教，而神道宗教，社会程度较低时代之宗教也”，“孔教之教，乃世界文明大同时代之宗教也”，“在现代科学发明时代，最为适宜”。
康有为研究西方的近代化，从中发现了一个成功的文化秘密，那就是宗教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要以中国的孔教担当起整合民族精神资源的重任。他的主观意图，改革维新的落脚点，是以孔教为思想核心与基础，以孔教为内在的凝聚力，联合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团结全国四万万同胞，全民一心，励精图治，振兴强盛。为达此目的，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桂林成立圣学会，将孔教教义付诸实践。他曾决定将创办的《强学会报》改用孔子纪年。维新变法中，又正式提出了建立孔教会的设想，向光绪皇帝上折，提出成立孔教会的建议及具体方案。流亡海外，在他的倡导下，建立孔子庙，成立孔教会，开展保教活动，诚如他自己所言：“乃年来孔子之祠，尊孔之会，创发于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雾沓鳞萃。”
辛亥革命后回国，康有为发动门人在国内各地遍设孔教会，创办孔教会杂志，向袁世凯、教育部、内务部上书争取合法地位。“宗祠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1913年夏，孔教会发动请愿，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写入宪法。他们将孔教视为一剂振衰起敝、“救济社会”的灵丹妙药：“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
康有为出任孔教会会长，原本力排古文经学、贬弃宋学的他，主动捐弃前嫌，将儒家各派纳入他的麾下，并与昔日不共戴天的政敌袁世凯“携手合作”。康有为借袁世凯权势推行孔教，袁世凯借孔教为复辟帝制张本，他们相互鼓动，相互利用，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尊孔祭孔闹剧：发布尊孔令，认为孔教“放之四海而皆准”；命学校祭孔，定孔子生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节，学校放假一天；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暨正式成立总会，举行大规模的祠孔典礼。以袁世凯1913年9月25日正式颁布《祭孔令》为标志，康有为导演的尊孔复古闹剧达至高潮。
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意义，但若不合时宜地将其拔高到无与伦比的高度，无疑毁其根基，将一门本来包含诸多积极因素的学问弄得臭名昭著。康有为建立的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因此，孔教运动自推动之日起，破产的命运就已注定。张勋复辟失败第二年（1918年），康有为不得不辞去孔教会会长一职，尊孔闹剧就此黯然收场。
康有为推行孔教，助张勋复辟，在民国初年的两场闹剧中扮演看似主角，实为小丑的角色。对此，梁启超毫不留情地说他老师已由一位历史的巨人，蜕变成一个历史的侏儒。
康有为常对人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言语中透着一股少有的偏执炫耀与固步自封。他的失败，在于学术方向虽然不断变换，但其思想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就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了。社会不断前进，康有为置身其中，没有调整早期的思维定式与思想框架，不仅无法与时俱进，无法融入时代主流，无法与历史发展的节律合拍，反而向落伍的方向转化，将新生事物套入自己的思维定式、思想框架向后逆转。
当然，无论后期行为显得多么可笑，康有为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他所坚持的尊孔复古、君主立宪，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视为顽固反动，应从他一生的理想追求、思想脉络中加以理解。他托古改制，有借用孔子的功利主义味道，但其态度是真诚的，对孔子本人是虔敬的，对儒教也是信奉不二的。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到成立孔教会、以定孔教为国教，是其思想向一种特定方向掘进、发展的结果。封建政体、传统思想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受到摧枯拉朽的打击，原有的秩序不复存在，新的伦理规范没有形成，人们在一种无所归依的思想迷惘中行为失控，社会动荡不安，康有为所做的，便是重拾孔子，恢复旧的道德秩序。他的失误在于忽略了社会的前进，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创造建设新的社会规范。以他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认识、广泛的影响，完全可以致力于后者，然而，他却“驾轻就熟”地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