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致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为李超及无数中国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胡适向整个“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开了李超女士追悼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及胡适等出席，并在会上演说，于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谈到了解决像李超这样不幸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产儿女的求学问题罢了。②
胡适的这篇《李超传》，是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所写的白话传记之一。此外，还有《许怡荪传》，《吴敬梓传》两篇。③胡适早年写的传记，都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有一种冲淡自然的风格。而《李超传》，乃是为无名青年所作，包含着胡适对青年的爱护，及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怜惜之情，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宗法传统的精神。
对那些致力于新文学的青年，胡适更是多方爱护、关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刚在《新潮》上发表几首新诗，胡适很快就在他的长篇论文《谈新诗》里给予充分肯定，夸赞他们的诗，“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④他们的诗集《草儿》与《冬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又作评论文章，予以批评和介绍。⑤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早期新诗的“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说：
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2）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
汪静之在上海拜访胡适后不久，便把他的诗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风》，寄给了胡适；以后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去。后来，《蕙的风》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刘延陵都写了序；胡适也写了，是三序中最长的一篇。⑧他对这位“少年朋友”的诗，作了非常热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他说：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如此热情的鼓励，亲切的体谅和关怀，对青年人的成长该是多么有益！
《蕙的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抨击是异常猛烈的，胡适估计到也许有人会“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用旧道德来责备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因此，他预先警告人们，不要“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他以新诗最先尝试者的身份，呼吁社会给这些少年诗人们“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
果然，《蕙的风》出版后不久，东南大学便有一位少先生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篇文章，攻击其中的爱情诗“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金瓶梅》一样的罪名；遭到别人批驳以后，他又发表《悲哀的青年》一文进行答辩，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什么“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泪已盈眶了”。
对于这位“含泪的批评家”，鲁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驳斥。⑨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他指斥胡梦华一类的“道德家”说：
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⑩鲁迅还鼓励汪静之，不必顾道德家们的议论，“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
围绕着“湖畔”诗人的成长，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老带新”、“老帮青”
的一段佳话，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爱护青年，奖掖后进的优良传统。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3）
①《李超传》，原载《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文末注“民国八年十二月”，显然是编集时按《新潮》出版时间添上的，有误。据《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所收《在李超女士追悼会上的演说词》，注明追悼会是1919年11月29日召开的，蔡先生演词中提到胡适所作的“李女士传与演说”，可见此前《李超传》已经写就，蔡先生也读到过的了。
②蔡元培的演说词，曾刊载于1919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
③《许怡荪传》和《吴敬梓传》，均收入《胡适文存》卷四。
④《谈新诗》，载上海《星期评论》1919年双十节纪念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其中引述并评论了康白情的《窗外》、《送客黄浦》，俞平伯的《春水船》及《深秋永定门晚景》（《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等几首青年人的诗。
⑤《草儿》与《冬夜》，均于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评“草儿”》，作于8月30日，载《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1期；《评“冬夜”》作于9月19日，载《读书杂志》第2期。后两文合并为《评新诗集》，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出版。
⑥汪静之的这首诗，在胡适的《蕙的风序》中曾引述过。1957年9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蕙的风》，是经作者淘汰过的《蕙的风》（删弃三分之二）和《寂寞的国》（删弃三分之一）的合集，《怎敢爱伊》这一首诗被删弃了。
⑦《胡适的日记》1921年7月17日有“是日来访的有汪静之、胡洪钊，皆绩溪人；曹□□，歙县人，皆少年。”
⑧胡适的《蕙的风序》作于1922年6月6日，原载《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同年8月初版卷首；又载《努力》周报第21期，题《蕙的风》，署名“适”，同年9月24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
⑨胡梦华，也是安徽绩溪人，当时是南京东南大学学生。他的《读了“蕙的风”以后》，载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10月24日）。接着，章洪熙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10月30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写了《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载《觉悟》同年11月3日）进行答辩。以后，周作人便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载《学灯》11月5日）；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载《晨报副刊》11月17日）。后来胡梦华还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载《学灯》11月18至20日）；于守璐又写了《答胡梦华君——关于“蕙的风”的批评》（载《学灯》12月29日）。这场关于《蕙的风》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方才结束。
⑩《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03～404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国粹”与“国渣”（1）
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呢？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