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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次台湾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主持《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的纪念。又是讲演，又是题辞，又是合影、座谈。胡适乘机再次请求辞去“发行人”名义，因为他远在美国，不能负起言论的责任。编委会这时才接受胡适的意见，从第8卷3期起改由编委会任发行人，后来又改为雷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2）
1953年1月，胡适晋谒了逃踞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便取道日本去美国。这次台湾之行以后，他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支持更积极了。不仅自己不断航寄文稿，还鼓动当年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自由中国》从此又颇为兴旺活跃，在台湾香港及海外都颇有影响。
但三四年之后，《自由中国》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是由胡适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烦更大。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⑦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次以上。但也引起了“军方”、“党方”和“团方”的围剿。⑧他们给《自由中国》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啦，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啦，“企图打击国军士气，破坏国民团结”啦，等等。还说《自由中国》宣传民主自由，是共产党“进行思想统战的手法，把共产主义掩蔽起来，而以伪装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现”。又说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是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说他造出所谓“三无”的谬论，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总之，认为《自由中国》的祝寿专集里面，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谓胡适“三无”总统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由此可见，反共的胡适和反共的《自由中国》，为了讲一点自由民主，争一点言论自由，也被台湾当局当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
这时，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刚刚过去，而在台湾又围剿胡适，持续了大半年。1957年，胡适曾给赵元任写信说：
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memoreseriously”。
我underscoredtheworld“m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takeme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⑨
第二年4月，胡适便果然回到台湾省，就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欢宴该社朋友。胡适在宴会上演说《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他说：
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⑩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颇为热烈。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三人。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胡适当时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曾为雷案致电陈诚，希望由司法审判，不要军法审判；回台湾后，雷案已经宣判，他接见记者时说：
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胡适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雷震被判刑后四天，中国民主党便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但终于因雷案受重大打击而胎死腹中了。《自由中国》也因雷震被捕而停刊，历时11年，共出260期。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3）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而胡适呢，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对雷震事件始终是内疚弥深，却又莫可奈何，以至于愧憾终生。
①这是雷震解释胡适的《“自由中国”的宗旨》的话，见他所作《创刊“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16卷第6期，1957年3月16日出版。②该文载《自由中国》创刊号，作发刊宣言；以后每期都登载这四条宗旨。题下署“民卅八，四，六，船上。”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系于四月十四日，不知何据？
③从《自由中国》创刊，到1950年初，胡适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自由中国”的宗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均载第1卷第1期），《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第2卷第3期）。
④此信写于1951年8月11日，载《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同年9月1日出版。
⑤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7册，1951年9月24日记所收香港来电报译文。（三版注）
⑥《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二编，甲编为“学术之部”，1953年4月出版；乙编为“政治问题及其他”，同年7月出版。台北华国出版社，由王云五主持，王系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时代的老师，故获得印行此书的优先权。
⑦此文作于1956年10月21日，载《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同年11月5日出版。
⑧参加这次围剿《自由中国》的报刊，如《军友报》、《国魂杂志》、《青年战士报》等属“军方”；《中华日报》、《政论周刊》等属“党方”；《幼师》杂志属“青年反共救国团”。下文所引围攻《自由中国》的言论，均见这些报刊，不另注。
⑨胡适1957年7月2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年6月版，第128～129页。
⑩胡适的这次演说，由杨欣泉记录，载《自由中国》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5日出版。
胡适于1960年10月23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此处引文，转引自文德《雷震、胡适、中国民主党》一文，载《八十年代》第1卷第3期，1979年8月出版。又上文雷震判刑14年（原作10年），系根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1960年11月18日所记改。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热闹背后的孤寂（1）
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
1957年秋天，中研院原来的院长朱家骅辞职。11月3日，评议会选举胡适为院长候选人。4日，蒋介石便圈定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氏正因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事件，决心回去；加上那时台湾局势暂趋稳定，他已年老多病，想回台湾过几年安定日子，了完学术上的旧债，便欣然应命。不久，胡适给陈之藩写信，即说到他已决定回台北去。信中写道：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的书写出来。①
这年4月6日，胡适便飞离美国，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场。
那天到机场欢迎胡适的，有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陈诚及各机关官员、友好和青年学生，据说有五六百人。连八十高龄的于右任老先生，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胡氏被围堵在飞机的舷梯旁，与官员友好一一握手，又在一些学生社团的旗下照相，又对记者谈话，闹腾腾的。第二天，又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很高兴。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长，并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这天，蒋介石以“总统”
之尊，亲临致词，对胡氏恭维颇多。胡适则忙着握手，致答词，接着又选举新院士，热热闹闹，忙得他满心欢喜，满脸微笑。
从此以后，胡适在台湾生活的近四年时间里，当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来点缀“民主自由”，他也诚心希望台湾当局多搞一点“民主自由”，因此，令他高兴的热闹事也便接连不断。例如：这年11月，胡适搬进了当局给他专门拨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长住宅。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这年7月，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