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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判乱，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
“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①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亚是我的亲兄弟。”
①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
在敦刻尔克，当英国远征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成功地撤退之后，英国的危机状况明显地改善了。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没有使英国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对比也在逐渐拉平。船队不断地把飞机从美国运到英国。美国的工业体系虽然缓慢地发展，但最终还是转移到各种武器的生产中去了。
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正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
那时，我在中国工作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海港城市。另外，我还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如果继续执行以前的军国主义政策，它会继续扩大它的侵略范围。
向什么方向扩张？这就是问题所在。
苏联政府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必需赢得一年、两年的时间，来完成重新装备我们的军队的工作。
我们的航空工业有新式飞机的试验样机，它们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德国飞机。试验样机已经投入成批生产。我们在红军中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军。我国的工业已有能力成批生产T—34型和KB型坦克，这些坦克在战斗性能方面也比德军坦克强。各种新型轻武器也开始批量生产。
现在，人所共知，我们有足够多的确凿情报，说明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在靠近我们边境的地方集结。斯大林和我国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战争的爆发。我们避免任何轻率的举动，不给敌人的入侵提供口实。我们还迫不得已在远东边境保持强大的掩护部队。
这时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游戏。他用各种手段，甚至通过私人来试探英国的态度：英国政府是否想讲和？英国政府是否让德军放开手脚去进攻苏联？
希特勒到底还是决定入侵苏联。于是，德军开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战争。在入侵苏联以后，英国是否还有任何一点讲和的愿望？不管怎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的这种试探是有的。
战争爆发了。
我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飞回了祖国，与誓死捍卫祖国的同志们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国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1941年夏季，前线形势变得极为困难。明斯克陷落了，敌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围困了列宁格勒，攻陷了基辅。
日本出兵的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过任何入侵我国远东地区的有利时机的。但就在快入秋时，新的征兆出现了：日本准备向南进攻，矛头对准了美国。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中，还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证实。日本从背后攻进我远东地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准备向美国开战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这就使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战役最艰难的日子里，有可能从远东抽出部分战斗师来保卫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这里，在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里，决定了我终生的使命。
刚到训练班，不用说，我还不能马上适应制度严格的军队生活。
“起床！”
值班员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声把我们从清晨香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像被开水浇了似地跳了起来。两、三分钟后，学员们列队集合。然后是早操，洗漱，早点名，然后又是集合。不管干什么都要列队进行：去餐厅，上课堂，到野外，去射击场和练兵场，无一例外。在队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齐。
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锻炼。要使你自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官和士兵、与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15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进。走20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呼喊声连成一片，变为愈来愈强烈的轰鸣声。
“列宁同志万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讲台，他举起手，请大家安静。我觉得，他似乎很急没有时间等待这阵喧哗声停下来。大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
他的话里充满信任，似乎这不是伟大领袖开始演讲，而是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就象在忠诚的老朋友中间大声地谈论着人们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是啊！在大厅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赖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