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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吞吞吐吐，“咱们班和你一块去面试的其他同学，让我来问问你，看他们还有戏没戏？”
支书大人走后，小胖对支书的包打听行为煞是鄙夷，转头看见我，又教训起我来，“你是笨蛋啊，你就说是你家大头要来的名额，吓走一个是一个，那样多好。”
躲在床帘后的江宓刚才一直销声匿迹，现在却忽然发话，“这样可不好，大家还是要公平竞争。”
床帘外的我和大胖小胖面面相觑，这才想起来她家小甫也要和我一起参加医院面试的事实，顿觉失言，只好互相做着鬼脸，把话题转向别处，大胖和小胖忙不迭地教我，如何在第一时间给面试官的好印象。
终于等到面试的那一天早上。
上海的冬天一向寒冷，一旦下起雨来简直是冻彻心肺。我坐在学校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裹在小外套里瑟瑟发抖。环顾四周，包括临床系等大约有近二十名学生在房间里等待面试，可是大家并没有交头接耳，而是那样地安静，安静得让人浑身紧张，甚至是窒息。
我深吸了一口气，眼观鼻，鼻观心。我甚至没有注意到，直到面试开始，小甫也并未出现。此时此刻，我已经无暇他顾。
面试其实并不在我们这间会议室，而是在对面招待所里。老师不知道又是发了什么样的神经，把这场面试搞得和特务接头一样诡异。总是那边面试好一个，然后打电话到这间会议室，接电话的老师再带领下一位同学走下楼梯，打着伞护送到对面招待所的面试房间，如此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我们口腔系的面试安排在临床系的后面。韩宇自然不必要参加，实际上只剩下我们四个人竞争这唯一的名额，因为学号的缘故，我被安排到了最后一个。如果论成绩，小甫和我遥遥领先另外两名同学，但是小甫却比我多了许多官衔。和他们三个比起来，我仍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是女生。
我坐在那里发呆，脑海中完全一团乱麻，看着其他同学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离开，房间变得越来越空旷，让人忐忑不安。
时间一点一点地滑落，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度日如年”。那种矛盾的心情难以表述，对于不可预期的未来，虽然万分恐惧那一刻的来临，同样也盼望着早一点揭开等待我的谜底。
终于，电话铃声再次大作，此时，只剩下我一个。老师向我招招手，带领我走下楼梯，这名老师不是别人，是阿萍她们班上的辅导员。
他给我打着伞，送我去对面的招待所，冬雨绵绵不绝，冰凉的雨丝在我俩的谦让声中拂过我的面庞，让我还恢复了一点镇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在我们快要走进招待所大门的时候，身边的老师忽然发话了，“林立夏，要是那边领导问你有没有恋爱，你照实回答，就说有一个北京的男朋友，只是千万别讲这个人就是韩宇。”
我象小鸡琢米一样拼命点头，心中充满感激。
敲门，里面喊“请进。”推门进去，房间不大，对面一张三人沙发和茶几，而正中间放着一把椅子，我用脚底板也想得到，那张椅子是给我留的。
面试我的是两名胖瘦不一的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她们倒是很和蔼，直呼“来来来，快坐下。”而我们口腔系办的老师却貌似严肃地坐在她们身边。
我还是使出了大胖苦口婆心教我的那一招，向三位老师鞠了一恭，说“老师好，我是林立夏。”然后才坐下。
瘦一点的老师笑嘻嘻地对另外两名老师说，“林立夏显得可真小啊！”转过头来面对我，“你没有虚报年龄吧？”
我拼命摇头，“没有，没有，我马上就二十三岁了。”上海喜欢报虚岁年龄一直为我所不耻，可是直到此时此刻，我才发现它的妙处了。
胖一点的老师看看我的简历，问了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问题：“听说你有个男朋友在北京？”这原本是我打算自我告白时的台词，我只好用点头来代替。天晓得系办老师究竟对着医院前来面试的同志说了些什么？
“他毕业了吗？还在北京？”
我牢记着刚才辅导员给我的提醒，眼角余光瞄着系办的老师，开始胡编乱造，“他是学理工的，因为大学是四年制的，已经毕业，在北京工作了。”
系办老师看上去面色平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我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胖老师点点头，接着发问：“哦！我们单位可是没有单身宿舍的，你一个外地孩子，行吗？”
我才不管那么多，“没关系，我自己可以找到住的地方。我会想办法。”
瘦一点的老师也跟着插话，“你会骑自行车吗？在北京，大家可都得骑自行车上下班。”
我还是拼命点头，“我会骑，14岁我就可以骑我爸的28永久。”
两位老师轮番向我发问，可是问题和专业知识全然无关，和医生将来所要面临的考验更是南辕北辙，她们不停问我的是，“你一个南方孩子，去了北京适应不适应啊？”“北京风沙大，和上海不同，要有心里准备。”“男朋友家里见过你没有？”“要是没有宿舍住在他的家里可不可以？”
我把这一堆鸡零狗碎的问题一一化解之后，两位面试老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点点头，说，“好吧，今天就面试到这里，回去等候老师通知！”
和面试老师说完再见后，我终于走出逃出了那座令人人窒息的房间，两腿发软地走到楼下，却发现楼梯口还站着送我来招待所的辅导员，他问我，“说什么了？”
我自然如实汇报，他皱着眉听了一会儿，眉头却渐渐展开，“就问你这些？”
我点点头。
他沉吟一下，露出一丝笑意，“没准你还真有戏。”
我心里也有一点欢喜，这个可能性居然在一点点地增大。直到此刻，我才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班的小甫为什么没来？”
老师说，“哦，听你们系办老师说，他不打算去北京了，可能考研吧！”
回到宿舍，大胖小胖一拥而上，问我面试的结果。我挠挠头，不太肯定，“老师说，好象有希望。”她俩的表情也迅速从刚才的紧张变为舒缓。
我往老江的床帘后张望，好象没有人，于是问小胖，“江米条呢？干嘛去了？小甫今天没去面试。”
大胖回答，“小甫两个小时前把江米条叫出去了，我还纳闷呢，怎么回事？他不是现在应该面试的吗？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忽然不想去北京了。”
小胖看看我，“立夏，你没准真能去成，唯一硬件条件比你强一点的小甫，他居然放弃了。”
这一切来得那样突然，让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第二次去北京
第二天早晨，我象往常一样去正畸科实习，小甫早就换好白衣在诊室里溜达。我赶紧把他拉出门外，“怎么回事？昨天没有来面试？”
小甫居然还是笑嘻嘻，“是啊，我放弃了，我还是更喜欢在上海呆着，再说我要是去了北京，江宓估计也不会和我好了。”
他看看我，“还有你，我要是不去面试，你的机会肯定大很多。”
我老老实实点头，可是还有一点担心，“那你怎么办？留校不是没成功吗？”
小甫表情还是那样轻松，“你就别超心了，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我一直都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其实就算我这次留校成功，也是打算找机会接着往下读。我报考的导师说了，只要我过提分线，第一个就收我。你呢？老师怎么说？”
我点点头，又迅速摇头，“老师还没有给我准信，不知道结果呢？”我抬头看看他，笑了，“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
他沉吟半晌，“你要是真想谢我，还是将来结婚的时候让我当伴郎。”
“啊呸！”，这是我的结束语。
一切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猪在电话那头很认真地对我说，“立夏，我发现你是一员福将。”我心中有些不忿。在我的心里，所谓福将，就是那些实力不够，运气却不错的人。不过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叫什么，都无所谓。
可是直到面试的老师们离开上海，我也没有听到系办老师的只言片语，包括肯定和否定。同学中间关于我去北京工作的消息倒是沸沸扬扬，不过没有一个是来自于官方。我实在是怕被忽悠，于是找汪严肃询问，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我还是再一次鼓足勇气，敲响了系办公室的大门。
系办老师保持着他一贯的谨慎表情，问，“怎么了？有事吗？”
我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怕他，直视着他的眼睛，“老师，北京那家单位要我吗？”
他审视了我一下，清清嗓子：“基本上是这样订了。不过至于合同和签约，要到五月份，那时候才算真正落实。”
这算什么？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要真真正正的尘埃落定，还得好几个月后，也就意味着我还得继续为之提心吊胆。
老师接着的话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管怎么样，还是先恭喜你。其实你表现一向不错，就是不太和老师们交流，也欠缺一些社会工作经验。这次北京的面试老师看你的档案和成绩，就有点意向了，面试的时候感觉很不错，就定下你来。”
五年来，老师头一次褒奖我，简直受宠若惊。却还是不怕死的追问了一句，“可是面试的时候，她们压根没问我什么专业问题嘛！那她们……”
老师被我的话弄得有些气节，“你还真以为你们现在有专业水准啊？真正到了医院，还得从零开始，从头来过。面试的时候，在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下，也就看个眼缘罢了。”
晚上打电话给韩宇汇报和老师的交流情况，韩宇在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问我，“难道你没谢谢老师？”
我谢了吗？有点记不得了，于是吞吞吐吐，“好象，好象没谢。”
“下回见到老师，好好谢谢吧，他在面试老师面前肯定说你的好话了。”
春节很快来临，口腔内科老师把家里钥匙扔给我，让我负责替他交水电煤气，以及看家。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过年去了。大胖小胖绝对比我还兴奋，打着我一个人看家会害怕的旗帜晚晚和我厮混在一起，还不辞辛苦地把全部的床单被罩抱到这里，往死里折磨老师家的洗衣机，我都发愁到时候浇水费的时候严重超支。我们三个人一起躺在家里那张一米八的大床上看半夜时分凤凰卫视的恐怖电影，在妖魔鬼怪出场的时候一起蒙在被子里尖叫，那些声音回荡在那年的夜空之中，却仿佛近在咫尺。
小甫和老江也不时来这里晃悠，还有东原和汪严肃，大家都及其自然地把这里当作了我们班的一个据点，让我头疼不已，当韩宇让我去北京小住几日，见见他的母亲时，我心里一阵绝望，不知自己还能否将这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