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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会不高兴的。有人称这种引用是“学术依傍”现象，弟子不依傍导师那依傍谁呀，只是这种引用下来，一篇论文剔除引号之内的内容，剩下的就是口水了。
抄着抄着不耐烦了，把引号也除去了，再说都依傍自己导师也不行呀，导师只有一个，弟子有无数个，那就依傍一下别人吧，那就除去引号，导师的阅读范围有限，去引号的依傍导师是看不出来的。这类抄就是剽窃了，只是这种抄袭已经被同学们习以为常，已经从内心接受了。写论文没有敬畏之意，抄论文也就没有了禁忌。抄袭成了常态，不抄才是傻B；抄袭成了正常，揭发者成了傻B。
抄袭已经不是丢人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都为了毕业嘛，又忙着找工作，哪有时间在论文上费心。一个老师带那么多学生，就像放羊一样，他也没时间认真看，只是翻阅，论文写好写坏反正都会通过的，何必在论文上费神呢。每年有多少学生毕业，就会产生多少毕业论文，可是这些毕业论文绝大部分都是无价值的？当然，要说全没有价值也不对，其价值就是提供给下一届同学继续抄。
：您的小说中似乎也有两个很纯粹、很自律，始终在种种诱惑中坚守着良心、道德和灵魂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在现实中的挣扎似乎很无力，让人感到绝望、悲凉。比如那个一心要找处女的大师兄，甚至让人觉得好笑。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是怎么考虑的？
答：作为《桃李》的姊妹篇，从内含上来说《桃李》是放纵的，《桃花》却是收敛的，桃花是含苞待放的桃花，而不是花枝招展开放的桃花。无论是从内含上还人物行为的处理上，两部书都是对应的。《桃李》时期的人物是兴高采烈的，是欢呼着去拥抱一切的，每个人几乎都在风头浪尖上，都是站在潮头的。校园的围墙拆了，校园从封闭到开放。这的确是那个时段的现实生活。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分子，他们热情地拥抱社会，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五年之后，大学校园里发生了变化，校园的围墙拆了又建，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吃饱了肚子就开始关心精神问题了。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不是还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坚守者？《桃花》写了知识分子的坚守，这种坚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又产生了另一种矛盾，坚守有时候显得荒诞甚至可笑。
记：您的小说《桃李》《桃花》有什么寓意吗？这两个书名给人的感觉有一种女性的柔媚，这和你小说的冲击力、批判性完全不一样。两部书的区别在哪里？
答：《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和《桃李》是对应的。《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会固执，会保守。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生活是“顺”还是“逆”呢？俗话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可是，在《桃李》中，顺者却亡了，在《桃花》中逆者也亡了。当代知识分子到底是顺还是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桃李》是动态的，人物和整个时候生活一起顺流直下；《桃花》是动静结合的，人物试图定在那里了，社会生活以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这样动和静就产生了矛盾，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生活是正常的，或者说是庸常的，而人物就显得不正常了。那个一定要找处女结婚的师兄就不正常了，就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结果是人物和社会生活不合拍，自然就产生荒诞的效果。
记：在《桃花》中一直有一种紧张感，总觉得要出事，感从何而来？
答：桃花是鲜艳的，粉色的，但在桃花的摇曳中让人替人物担忧，这或者是当代现实生活的写照，好事情仿佛很多，但总是让人不放心，桃花运来了也许就是美人计，人们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了。我的一个朋友买彩票中了奖，可是他就是不相信，他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利用中奖来诈骗的案例太多了，结果真中了奖也不敢相信了，结果种的奖过期了。现实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了，无论是真还是假，已经是真假难辩了。况且，假的东西的确太多了，小说中无论是师兄的桃花运，还是方正先生的金钱运都让人不放心，大家都防着，可是防不胜防。
所以说粉红色桃花运是一种让人担忧的运气，桃花运来得总是很突然，很意外，这种突然和意外会让人担忧、紧张、害怕、却又身不由己，因为现实生活太单一、枯燥了，人们需要桃花运，又害怕桃花运。
记：在你作品中，在两个寄托着社会使命感的主人公身上，却发生了一桩独特的“学术腐败”。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的世界幻灭还是被动的话，在这一点上，却是主动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答：在小说中我不是有意安排和设计的，写到这里基本上就被一种现实生活拉着走了。学术腐败在高校已经习以为常了，大家都没觉得是什么大不了事情，这是一种道德失衡。
写论文只是为了走过程，没有了神圣感和使命感也就没有了禁忌和敬畏。你不能认真研究这些教授们出的书和发表的论文。论文虽然都是所谓核心期刊发表的，但大部分都是垃圾，都是东拼西凑的。过去拼凑一篇论文总还要用剪刀、胶水，总还要到图书馆泡一段时间查资料，现在基本不用了，有了电脑，把自己需要的关键词输入，在电脑上搜索一下，什么都有了。然后就是复制、粘贴，一篇论文在食指的点击下，通过鼠标很快就出来了。要把这样的论文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并不难，只要交版面费，一篇垃圾文章几天后就能收到录用通知，根本没有什么评审。对个人来说为了评职称交几千块钱算什么，职称评下来后各种待遇都有了，要不了多久版面费的钱就赚回来了。对核心期刊来说，靠发行量无法支撑自身的生存，收点钱刚好解决办刊经费紧张问题，这真是双嬴呀。
论文是花钱发表的，那书呢？书更不用说了，让自己的弟子每人负责一章或者一节，自己写个序，组装在一起，署个主编的名一本书就出来了。当然弟子也要署名的，而且是一长串，因为将来弟子毕业了也要评职称呀。导师用了弟子用，师哥用了师妹用，一本书可以在评职称时一用再用，真是多嬴。
记：无论是《桃李》还是《桃花》的环境与背景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将一群知识分子引到了这个区域里，不，是这群知识分子到了这种不能自拔的境地里，可是为什么你倒可以能置身事外地冷眼旁观呢？
答：我并没有置身事外地冷眼旁观，这只是一个叙述方式而已。其实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尴尬也是我的尴尬，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他们的思考也是我的思考，他们的无奈也是我的无奈……
记：转型社会这样的客观现实，对造成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即如萨特，我觉得没有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老萨也可能只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识字的老头儿或者只是一个在中学里教哲学的中学哲学教师。
答：对于个体来说，选择的就是合理的。
在大潮中，一些知识分子的选择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谈到个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萨特无论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识字的老头儿或者是一个在中学里教哲学的中学哲学教师，他都会冒出来的。因为萨特已经存在这个世上了，这是一种命，这和他从事的工作无关，甚至和时代无关。我一直认为个体大于群体，一个个伟大的个体创造了历史，历史不是群众创造的。群众只不过是个体利用的对象。蝼蚁般的人群成千上万的死去，这并不能改变历史进程。但是一个伟大的个体的生死却改变了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说，萨特就是萨特。他的出现不需要找社会原因。
记：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问题了，现在可能才回到一个起点，那就是，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而在这个转型社会里，知识分子又如何定位？
答：为知识分子下定义不是你我力所能及的。如果硬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很讨巧的回答摆在那里。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人群中一些有知识的分子。无论是文、史、哲，还是政、经、法或者理工科的知识群体。
如果把我们现在的一些状况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去衡量，那种忧虑是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我认为没有必要。其实忧虑是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共同工作。吃饱了干什么，该忧虑一下了。其实历史才不管你知识分子忧虑不忧虑呢。历史还要向前。关键是知识分子要清醒，去干自己该干的事。
在高校中学生称自己导师为老板，已经是一种习惯，没有谁下个命令，在一天早晨突然改过来的。这里有十分深沉的原因。要是同谋也是老师和学生的同谋。一个愿意这么叫，一个愿意这样听。
在知识社会和经济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在改变。
记：无论是《桃李》还是《桃花》很多故事都是现实生活中有的，这种取材你认为是难还是易？
答：写小说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写现实生活的，它可以说来源于生活。人们总是希望作品高于生活，其实生活却远远比小说丰富。用这种方式写小说往往出力不讨好，太贴近生活了，或者说没有写‘过’生活。我想这是写小说的一种姿态问题。一个作家的写作姿态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作家恐怕一生中不可能用一种姿态写作。
写作的另一种重要的方式或者姿态就是靠想象。用想象和现实生活对抗。因为一个人的想象是无穷大的，无限丰富的。既然来源于生活很难高于生活，那我来源于想象是不是能高于生活呢？从已有的文本看至少比前一种方式要更能被人看好些。
写这类小说往往把时间和空间推向一个过去或者未来。
写作的过程就是和现实生活斗争的过程，战胜不了生活你就会留下遗憾。一个小说的成功与否就看你多大程度上战胜了现实生活。
记：从一种真实出发，校园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有很多视角。它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圆形结构，你觉得哪一种视角才是它最本真的视角呢？
答：文学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无关。能反映校园最本真的不一定是好的文学作品。所以说一个作家没有必要去关心什么是现实生活的最本真，关心社会最本真不应该是文学的职责而历史的职责。作家只关心艺术的最本真。卡夫卡让他的人物变成甲克虫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最不本真的，但却又是最符合艺术真实的。
作家所寻找的艺术视角首先考虑的不是本真问题，首先考虑的是选择这个视角能不能驾驭。如果作家选择一个自己无法驾驭的视角，那他肯定要失败的。从这个角度说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视角无疑是最保险的，成功的可能也最大。一个作家在动手写一部作品时都没有把握百分之百能成功，但是这不能阻碍作家去冒险，这种冒险会让作家兴奋莫名。
记：这就说到知识分子的操守的问题。你觉得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社会里应该遵守着一种怎么样的操守？作家负有不负有引导知识分子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