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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闻讯大怒，将李彬及其朋党杜泰等三人逮捕入狱，论罪处斩，抄家查没赃款白银四十余万，金银珠宝不计其数。陆炳因此大功，加封太保兼少傅，并依旧执掌锦衣卫事。
这里就是陆炳这个人最有趣的地方了。纵览明史，首先，锦衣卫直接在司礼监头上动土的，仅陆炳与李彬这一例；其次，则是他这以“三公”兼“三孤”的略显古怪的封爵。
那么，什么是“三公”与“三孤”呢？所谓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和太保，正一品，三孤，则是少师、少傅与少保，从一品。这是相当古老的官衔，古老得几乎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周天子时代，它们原本尊贵不凡，肩荷辅佐帝王治理天下苍生的重任，只不过随着朝代更迭，体制变迁，到了大明朝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虚衔，更多时候被用来表彰那些皇帝心目中的功臣。比如在大明朝的开国名臣当中，魏国公徐达的官衔就是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另一位名将常遇春，则是在死后被追赐了上柱国、太保兼中书右丞相的官职。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这些货真价实的忠臣良将，还是日后媚主取宠的乱臣贼子们，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谁同时获得过“三公”及“三孤”的双重头衔。但是陆炳早前便已经作了太子太保，又因为仇鸾的缘故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这时候朱厚熜再弄给他一个太保兼少傅的名头，这官做得，已经大到了一塌糊涂、骇人听闻的程度了。
千载悠悠，三公兼三孤，唯有陆炳。
可是话要说回来，他终究是个“佞幸”，纵然他在对待大臣和太监们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较为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举动，却仍旧不免“沾染”些“前辈先贤”们固有的恶习。在陆炳治下，嘉靖朝初年因为裁削冗员而一度有所精减的锦衣卫开始了强有力的“触底反弹”，到极盛时期竟发展到坐拥十万缇骑的空前规模，并且打破先朝锦衣卫“非机密不遣”的成例，动辄便以侦缉为由向全国各地派遣办案人员，对地方行政和民事纠纷横加干涉。那些在倚仗着陆炳的权势而威风八面的锦衣校尉们，又往往大多是些恶吏豪强，专好打听民间富户家中的情形，随便逮着个芝麻绿豆大小的罪过便把别人扭送诏狱，大逞抄家斩首之能事。陆炳借此聚然暴富，积财数百万，营建宅邸十余所，私人庄园遍布四方。史书总结他是“势倾天下”，倘若他本人不肯认同这个评价的话，想来大明朝锦衣卫的历任主事官里也就没有谁够得上这样的资格了。
至于陆炳在北京城里的行径，也可以用“凶恶强横”来加以形容，几乎有些赶超当年刘瑾的意思了——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大臣陈其学，时任湖广道侍御史的这一位，向朝廷弹劾锦衣卫掌事、当时担任都督同知的陆炳。说他借口京城里流浪人口太多，为了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竟然想要限制这些人的人身自由，“矫下逐客之令”，把别人全都从京城里赶出去；又说他勾结盐道官员与富商，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等等，也必须依照国家刑律进行惩处。
前面这桩倒算了，后面的“官商勾结”问题不小，朱厚熜立刻把那个巴结陆炳的商人关进诏狱，然后让相关人员在狱中当面对质。这对来对去，可能是真对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陆炳“引罪”自疚，朱厚熜却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一纸令下，既往不咎，也就不肯再让别人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了。
陆炳的威势一直持续到了嘉靖三十九年——从嘉靖十八年他在卫辉救驾有功入主锦衣卫算起，前后总计大概二十一年的时间。陆“太保”在这年病故，弄得他的“发小”朱厚熜很是感伤，不仅厚加祭葬，更追封他为忠诚伯、谥武惠——如果把他生平所获得大小官衔统加起来，那么全称便应该是“故太子太保、太傅兼少保、少傅、掌锦衣卫事左都督陆武惠忠诚伯炳”。然后再如当年他在父亲陆松身后接过锦衣卫的衣钵一般，他的儿子陆绎袭爵成为了锦衣卫的指挥佥事，陆氏缇骑的香火，似乎也将仍旧绵延不绝地代代传承下去。
只可惜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综合前面讲述的这些情形，其实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陆炳之所以能在锦衣卫的位置上成为“千古一人”，一方面自然因为他善于玩弄权术，另一方面则与朱厚熜对其个人的信任密不可分。尽管史书中对于朱厚熜和陆炳两个人之间“相知相亲”的情形所述甚少，远不如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那么详尽，但是追本溯源，其中的究竟其实也是不难想见的。然而，陆炳一死，锦衣卫体系里便再没有涌现出如他这般“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再等到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驾崩，这个讨厌大臣、打压太监并且钟爱锦衣卫的皇帝也不在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锦衣卫便只能再度随波逐流，在朝廷各种新兴势力的较量当中，去寻找一个适合自身存续的位置和角色。
而这时候，太监们重又挺直了他们被压抑得太久的腰板。
太监，或者更加具体一点儿，太监执掌下的东厂，他们与锦衣卫的关系，向来是颇值得后人玩味的。尽管从行政等级的角度而言，东厂与锦衣卫份属同级，“业务范围”不尽相同，互不隶属。但实际情形却是《明史·刑法志》中所谓，“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一个此消彼长、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陆炳通过结好严嵩为首的内阁，获得了在对东厂展开的权势争夺战中的胜利，但随着斯人已矣，内阁的权力在日后也被太监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沦为了司礼监的附庸，夹在中间的锦衣卫自然“竞趋厂门”，一口一个“老祖宗”地叫唤着，“甘为役隶”，充当起了“二级走狗”这个不太光彩的角色——虽然他们从头到尾也不见得有多光彩。
于是，陆炳竟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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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后的癫狂
前魏忠贤时代
陆炳死后没过得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十二月，朱厚熜也在乾清宫驾崩了，时年六十岁，上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皇三子、裕王朱载垕继位，改元隆庆。要说朱载垕确比他的父亲勤勉许多，只可惜天不假年，仅做得六年皇帝便又一病呜呼，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紧随其后接班上岗的太子朱翊钧时年仅十岁，因为新皇太过年幼，当时秉政治理天下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而内廷一切事务，则悉由司礼监冯保总裁。
冯保便是继刘瑾之后又一个势倾中外的“权监”。至于张居正，倒是无愧“能臣”二字，一个人独力在万历（朱翊钧年号）初年支撑起了整片大明朝的天空。只是他在个人道德问题上有些站不稳脚，言行颇为时人所诟病，死后旋即遭到了朱翊钧严苛的政治清算，并且捎带着把“好朋友”冯保也给拖下水来，两个人“身与名俱裂”了，已经长大成人的朱翊钧终得收回旁置多年的朝权，于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开始了他漫长的“亲政”历程。
可是他又不拿这“亲政”太当回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伊始，朱翊钧便学着自己的爷爷世宗，躲进宫里不肯出来见人了，这样一直到死——考虑到他在位一共四十八年，比起世宗都要多出三年，以此而论，他“消极怠工”长达三十一年，倒还真是历代皇帝里登峰造极的一位。
事出必有因，只是这原因说来其实简单，简单得甚至有些好笑——朱翊钧偏爱一位姓郑的贵妃，想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大臣们极力反对，说皇帝既然在早前已经和一位姓王的宫女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长幼有序，自然得立朱常洛才算正道。这也就是所谓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了。君臣两边于是为着这事争扯不休，前后扯了整整十二年，一直扯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时候，朱翊钧捱不过廷臣和太后的内外夹击，这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另封常洵为福王，封国在当时富庶的河南洛阳一带，好歹算是了结了这桩无聊的嘴皮子官司。
当然，朝是坚决不肯去上的。
那么，在朱翊钧“治世”里，大明朝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因为他完全不理政务，大臣们既然见不到他的面，上了奏疏他也不看，临到辞职也找不着他去辞，于是只好循例写封辞呈上呈御前，然后也不管他批不批准，径直挂印而去。他当然不知道人家已经走了，反正又是“事不关己”，也不另行补缺，结果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时候，中央及地方各级部门诸多机构已经空无一人，全国上下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完全陷入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再有就是征税。朱翊钧极为爱钱，其兴趣之浓厚，就连大臣们都忍不住在奏疏里指着鼻子骂他是“把金银财宝当作了命根子”——他也不跟说话人生气，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骂他，就算知道了也装没听见——为了广开财路，他从内廷派出大量太监到各地充任所谓“矿监税使”，一个劲儿在国家原有税收体系以外横征暴敛。甚至不单于此，就连广东的珍珠，两淮的盐运，等等，这些地方的“特色经济”行业，也都有个“监”在那儿坐地收钱。虽然为此屡屡激起民变，然而终万历之世，这种由皇帝牵头进行的“合法抢劫”运动却是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松懈”。
综上所述，所谓“明实亡于万历”，后世如此感慨，确是恰如其分的了。
朱翊钧最后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七月驾崩，时年约为五十八岁，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他确实“神”得很。
当初靠着群臣撑腰，好不容易当上太子的朱常洛继位，却又是个运气不好的，只干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掉了，谥为贞皇帝，庙号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成为了大明朝的第十五任统治者，并以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宣示大赦天下。而这时，距明朝灭亡的1644年，只有二十三个年头而已。
朱由校的皇帝其实做得也不太长，前后只得七个年头，但在大明朝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却是至关重要且不容忽视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他执政的这七年当中，国家内外形势恶化之迅速，不禁使人为之瞠目结舌。究其原因，除了他原本接过的就是神宗爷爷扔下来的一个烂摊子，而他本人又不擅治国以外，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一个太监在朝中的崛起所致。
这个太监姓魏，名叫魏忠贤。
和大多数有名以及无名的公公们一样，魏忠贤出身微末，本是一介无所事事的地痞无赖，因为不合与人赌博输多胜少，又忍受不住别人对他百般嘲讽，为求荣华富贵，索性一怒之下自行阉割，跑进宫里做了个太监。他先是改了个名字叫作李进忠，后来又恢复旧姓，并获赐名忠贤，先后依附在孙暹和魏朝这两位公公旗下，再承蒙魏朝举荐，深得另一位大太监王安的赏识，凡事对他优礼相待，进而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宫中惜薪司的掌事太监。
惜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