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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平静下来，微笑着说道：“先生，应该是你们来想想办法，公园的制度是可以更改的，正如当初从可以允许华人入内到现在禁止华人入内。比如，允许华人的孩子入内，这总该可以吧？”
对方接连的摇手，表情丰富的说道：“不不不，安琪小姐。当年大部分的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都是那些小孩子干的。他们到处撒尿撒屎，其他如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你想想，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恐怕外滩公园又要成为垃圾场了。”
安琪狡黠的一笑，说道：“那么，先生，听说工部局的几位华董，包括各界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凡是穿西装的华人，都能进入公园，并且选择几个中国人的节日，允许所有中国人进入，是这样的吗？”
“工部局正在考虑之中。”
“但你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看看穿西装的高等华人是不是同样的公德心缺失？其实，我认为这些都是规章制度的问题，只要引导普通华人，让他们遵守这些规章制度，相信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些问题。”
是啊，只要指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且严格的加以执行，东方人未必就不会服从，未必就不能遵守。
这是李安生告诉她的，当年到海外去的华工，虽然在很多地方都固执的保留了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但是，他们在很多规章制度下，同样能够遵守的很好。
比如铁路华工排队等饭，那时经常能够看到，他们混杂在外国工人之中，因为外国工人的示范作用以及规章制度的规定，他们跟外国工人没什么两样，也没有什么公德心缺失的地方。
可是，在自己的小族群里头，不喜欢排队等候等毛病立即显露出来。
可见，华人不是没有公德心，只是缺失引导与监督，华人同样能够很好的遵守西方礼仪。
经过反复的交涉，3月下旬，租界工部局终于同意，有限制的对华人开放外滩公园，凡是穿西装的华人都能进入公园游览。
时隔多年之后，华人终于能够再次踏入外滩公园，怎能叫人不欢喜雀跃。
这实在是上海滩华人的一大胜利，凭借着反复不断的交涉，终于使得租界工部局让步。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大部分的功劳都要归功于安琪。
上海道也极力的宣传这次工部局的让步，并且明文规定，凡是不遵守公德，在外滩公园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垃圾，攀折花枝等不文明行为的，一律处以五十棍之刑罚。
也就是说，这将成为一条地方法规，凡是在外滩公园乃至其他公共场合有这种类似的没有公德心行为出现的，一律五十大棍。
这跟后世新加坡的鞭刑是类似的，对于华人，有的时候只能处以强硬手段，而不能妥协。
中国人最讲人情，要是有人有了不文明举止，给洋人抓住，说不定互相包庇推诿，有了鞭刑就不一样，洋人监督，官府行刑。
过去有识之士的疾呼，被淹没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救亡图存的声音压倒了一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帝国主义治外特权的强烈愤慨，往往代替了理智，只知道仇视西方列强，却不检讨自身的素质缺陷。
现在李安生也不要检讨自身，直接树立新法规，有违反的一律打五十棍，要想长长记性，尽管来。
租界工布局对此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回应，但是私下里却也称赞上海官府的决心与魄力。
如此一来，只要真在各个公共场合抓到华人有不文明行为的，尽管揪送到官府去，让官府打上五十棍。
工部局不用因为巡捕的问题，而招致双方的交涉，这也就没巡捕什么事了，他们只要派巡捕去，帮着上海官府数数，看是不是打满了五十棍。
上海也有报纸极力呼吁华人进入外滩公园之后，遵守几大规矩多条准则，呼吁国人时刻注意公德心，不要给所有华人抹黑。
“有限开放的消息传来，没有一个人不高兴，许多人都笑着说道，要去做一身西服才好。不过我在欢喜之中，却抱着无限的忧虑，就是恐怕我国人的公德心，依旧与从前一样，那就糟了，现在拿几种游览公园应具备的常识，写在后面，望同胞们注意才好呀。”
报纸上公然登出了这样的话来，也是想要告知那些普通华人，让那些华人看的懂，后头也果然列举多条文明举措，如吐痰宜吐在手帕里、不能在公园内吃东西，有了垃圾自己收好等等。
当然，许多报纸都评价了上海官府对于五十大棍的规定，有褒扬的，有贬斥的。
更有报纸直接斥责上海道崇洋媚外，向洋人卖乖示好，也有人点到了李安生的名字，实在让人有些感叹，这些人还真是敢想敢说。
这些人自然是别有用心之人，其中居然有立宪派的喉舌《国风报》。
这份报纸是梁启超在幕后主持的，用意也很明显，就是鼓吹改良，反对李安生的过于激进。
其实李安生的政治倾向至今还不明朗，在清廷眼里，是倾向于立宪的，君主立宪或许还能接受。
《国风报》之所以要攻击李安生，还不是因为李安生大刀阔斧的改革，触及到了这些所谓改良立宪之人的利益。
第二卷 黄金之路 第二百八十九章 宋教仁
第二百八十九章 宋教仁
从今年开始，整个中国都在关注着请愿活动，希望能够真正敦促清政府实现立宪。
既然各方意见不统一，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流血**，那么君主立宪总归是最起码了的吧。
今年初，请愿代表团在北京又成立了吸收各界人士参加的请愿国会同志会，并发表了约15000余字的意见书。
2月底以孙洪伊领衔，再次上书请求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十多天之后，清政府发下谕旨，断然拒绝代表团的要求。至3月在海外的梁启超派徐佛苏来北京，与孙洪伊取得联系，并充当了同志会机关报《国民公报》的编辑。
请愿同志会逐渐形成两派：一是以孙洪伊为首的自治派；一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政派。在请愿活动中，两派各自的潜在意图有相当的距离，而自治派起着主导作用。
孙洪伊是清末推动立宪不可忽视的人物，李安生在直隶之时通过周学熙与其相识，也支持他的政治活动。
孙洪伊正是在李安生的资助下，才取得了如此声势。
**党人不乏争权夺利之辈，立宪派人也有，而且更加无耻，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
康有为那老畜生教出来的学生，上梁不正呢个下梁歪。
李安生很清楚这个时代的所谓的许多伟人，背地里都是男盗女娼之辈，陈其美吃喝嫖赌，杀人放火，孙中山最喜欢嫖宿**，在日本时便常以此为乐，只是时势造英雄，后世将他们认为伟人而已。
梁启超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后世来的李安生将这些人看的很清楚。
真正算的上伟人的，也只有蔡锷、徐绍桢等人罢了。
或者，还有一个人也称的上伟人，那便是后世英年早逝的宋教仁。
而如今，宋教仁为了他李安生，而从日本匆匆赶回，想要求见他。
没有别的，李安生在江苏新军会操上说的那一番话，通过新军中的**党人军官秘密的传到了日本，传到了宋教仁等人的耳朵之中。
这番话振聋发聩，让宋教仁为之雀跃，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推动民主立宪的地方大员，更何况李安生的这番话还代表了两江总督程德全的态度。
由于近年来，长江中下游流域**力量骤增，宋教仁提出相应转移**重心。
那就是在长江流域广泛发动新军，积蓄**力量，准备发动反清起义。
武汉、南京、上海，甚至九江等地，都是他们选择的目标。
如今李安生与程德全的态度，似乎很有为**党人张目的嫌疑，推动民主立宪的决心很足。
宋教仁立即从日本赶回来，想要看看李安生到底是什么态度，同时，他也想要营救陈其美。
陈其美已经被定罪，阴谋叛国罪，只等朝廷行文，便要择日行刑。
他可是同盟会在上海地区的中坚人物，又在青帮之中地位颇高，如果真的给李安生杀了，不仅李安生与**党人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而且**党人在上海的活动也将受到影响。
宋教仁想到了胖叮当当年在京城被捕之后，写过一首《被逮口占》，其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些诗句激励了无数的**青年，李富贵的名号也传遍天下，名动一时。
虽然后来事实查清，李富贵是受人诬陷入狱，并不是真的**党人，但是很多**党无形之中已经将李富贵当成了亲密的同志，这也是李安生与胖叮当所没有想到的。
宋教仁到了上海之后，并没有直接面见李安生，而是先通过李平书找到了胖叮当，想要先探探胖叮当的底。
李安生也想借着这次机会看看宋教仁的来意，于是让胖叮当自去应付。
“李大人当年在京城狱中写就的那首诗，实在是慷慨激昂，为我辈青年所推崇。今日一见，李大人的英雄气概果然名不虚传。”
胖叮当一直在李安生身边做幕僚，叫一声大人，也是合适的。
这是客套话，可胖叮当却乐呵呵的，笑道：“真的吗？哈哈，我这样的英雄自然是名不虚传的，换句话说，谁要是胆大包天想要虚传我的名声，我定然是饶不了他的。”
宋教仁哈哈大笑道：“李大人还真是诙谐幽默，思想开通。听说李大人与李抚台都是在美国长大？对美国的三权分立想必知之甚详吧。”
胖叮当打着哈哈，笑道：“当然，当然。三权分立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说白了，就是分权。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者的产生，皇帝便是最大的**者。”
既然你宋教仁想要试探他们的政治态度，那么不妨明说好了。
宋教仁眼前一亮，这李富贵还真是敢说。
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
即使在现在，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
“三权分立的实现模式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我看来，只有美国的总统制真正的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
胖叮当知道李安生的意图是想要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中国需要一个强势总统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集权，而不是交给政党们去扯皮。
宋教仁是内阁总理制度的拥护者，在中国实现内阁责任制，也是他的夙愿。
“那么，请问李大人，是总统制好呢，还是议会制好？”
宋教仁存着考究的心思，在他看来，议会制是明显符合时代潮流的，美国只是个别。
胖叮当随便一搜索，便是大量的信息资料，随便一入侵，就是大量的专题文献，宋教仁哪里是他的对手。
只不过，为了给对方留点面子，他也只是点到为止。
“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议会不但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行使行政权的那些人来自议会（下院），包括总理也是由议会推举的（一般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他们既属于立法部门，又属于行政部门。也就是说，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两种权力不但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