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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宝初临行前，金香为他的市民证用白缎子精心制作一个套子，这是他们两人爱情的一件证物。“那市民证套子隔一个时期便又在那乱七八糟的抽屉中出现一次，被他无意中翻了出来，一看见，心里就是一阵凄惨。然而怎么着也不忍心丢掉它。这样总有两三年，后来还是想了一个很曲折的办法把它送走了。有一次他在图书馆里借了本小说看，非常厚的一本，因为不大通俗，有两页都没剪开。他把那市民证套子夹在后半本感伤的高潮那一页，把书还到架子上。如果有人喜欢这本书，想必总是比较能够懂得的人。看到这一页的时候的心境，应当是很多怅触的。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小物件夹在书里，或者会推想到里面的情由也说不定。至少……让人家去摔掉它罢！当时他认为自己这件事做得非常巧妙，过后便觉得十分无聊可笑了。”宝初丢掉这个小物件仿佛爱情已成往事，终无结局。而后哀乐中年的他，坐着电梯，一群娘姨小大姐涌进来；听见“金香”二字，对照往事，即使人面相对也不堪回首：“再上一层楼，黑暗中又现出一个窗洞，一枝花的黑影斜贯一轮明月。一明，一暗；一明，一暗。电梯在三楼停了，又在四楼停了，里面的人陆续出空，剩下的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可以是金香的。”“可见如果是她，也已经变了许多了，沉到茫茫的人海里去，不可辨认了。”后来宝初更听到“金香爱上宝余”的流言，这话还真真切切出自主要当事人——宝余——的太太之口，变成了是宝余的一段艳史，就连这样绮丽美好的往事，竟也被冲淡殆尽，完全没有自己的份儿。“宝初只听到这一句为止，他心里一阵难过——这世界上的事原来都是这样不分是非黑白的吗？他去站在窗户跟前，背灯立着，背后那里女人的笑语啁啾一时都显得朦胧了，倒是街上过路的一个盲人的磬声，一声一声，听得非常清楚。听着，仿佛这夜是更黑，也更深了。”小说以《郁金香》命名，但却与“郁金香花”无关，倒是女主角名叫“金香”，这“郁”字似指心情的“郁郁寡欢”，是金香之“郁”，又何尝不是宝初之“郁”！
学者丁俊玲更从张爱玲刚出道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之对于乔琪，来和宝初之对于金香，看张爱玲在场景上的制造“明、暗”“黑、白”的对比，是何其相似！张爱玲一贯强调的写作意图，就是要临摹小人物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看，失面子的屈服”。而为了如此，她常用“参差的对照”的创作手法。令人不由想起当年傅雷曾说：“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渡，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这固然可说是张爱玲有些过度依恃于技巧，然而，却又从另一方面表明张爱玲对于某类细节细致而持久的兴趣。而张爱玲精心设置、着力营造的色彩的“对照”，渗透着她自己的创作理念，也于不经意间闪现了些许内心的风景，所以谭正璧就说过：“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题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丁俊玲更指出，《郁金香》中从头到尾都不曾露面却让所有人打从心底惧怕的“姐夫”，以及想把天下人支使得的溜转的姐姐的家；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所投靠的那个就像小型慈禧太后的姑母的家，他们给人的，都是“奇异”的感觉。“奇异”的地方，“奇异”的感觉，缘自人所处的“奇异”的时代。张爱玲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而相对于两三年前饱尝辉煌成功的张爱玲而言，她在写《郁金香》的此时此刻而言，岂是“沉重”二字了得！
我们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张爱玲在写《郁金香》时，她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因为就在距离《郁金香》连载完毕的十天，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信，张爱玲在信上写道：“我已不喜欢你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张爱玲在写这信时，几乎与写《郁金香》同时。而尤有甚者，张爱玲因胡兰成的关系，被视为“文化汉奸”而遭打压，她最后仅剩的唯一的发表园地也告结束。文名一度显赫的张爱玲，就此悄然沉寂了，正如好友柯灵的描述：“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尽管张爱玲在这之后，又在大陆生活了五年，却再没有用本名发表过一篇文章，因此它不同于后来用笔名梁京发表的《十八春》和《小艾》。如果说《金锁记》是没落家族男女苍凉之情的集大成者，那么《郁金香》就是这袅袅的余音。一篇散佚五十八年的《郁金香》，让我们重见旧时的花容，也让我们遥想当年刚经历感情创痛的张爱玲和她的“时代”。“影子”似的沉没的时代背景里，有着“阴暗而明亮”的苍郁的悲哀。
（全文完）
【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