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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希望他学买卖，妈妈的遗言是作官，幼小时家庭的熏染和年长以后世事的濡染，使他形成了一种陈旧的人生观；新思潮的推动，曾经使他狂热过，但是不久即趋于颓唐。新文学运动的激流也曾波及到云城，他在一片热浪中被人约请去办报，作扩大的宣传。他写自由诗：“千金的嘴巴，桃腮上烧起桃云；烧吧，烧尽了云城，红半个天！”在新时代思潮的冲击下，他的思想里有了变化，“他爱国，爱社会，可怜穷人。这在云城是极新颖的事。”因为“云城的人没有国，没有社会，穷人该死”。但是，他的这种新鲜的意识，并不是自己体味思索的结果，不过是一时激烈的口号；他只是“想象他的伟大”，他只是空洞地以为“他的眼光很远，他是哲人”，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战乱扩展到云城，在严酷的兵灾所造成的残破景象面前，他重又感到迷惘，退回家里，守护生病的父亲，由着同学们说他“开倒车去尽孝道”。他后来很容易地同云城的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并参加了复古气味浓厚的诗社，是并不奇怪的。他在写作新诗之后又“摇头”吟作古诗“春雨多情愁渐愁”，同样是合乎逻辑的事。这是历史上除旧布新急剧震荡时期的反映。他依违于新旧事物之间，迟迟迈不出一步。
然而，他终于沦落于穷人之中了。他的畸形性格在新的人们和新的环境中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他的家庭败落之前，他同底层的劳动人民已经有过一些接触。生活在他面前展开了两幅图画，两种人生态度。豪爽而又重义气的四虎子曾经是他童年的伙伴，也是成年之后的知友，四虎子“心红”，同那些势力小人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淳朴善良的纪老者，忠正勤劳的纪妈，深情爽朗的“蜜蜂”姑娘，都给他别一种印象。他们穷，可是“可爱，而且豪横；不象城里的人见钱眼开”。如果说日常的一般接触只是使他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那么在他的家庭败落以后，由四虎领着他住进大杂院的时候，这种肤浅的认识就日渐深入了。当然他的迂腐的性格不可能立刻有什么变化。小说的临近结尾部分作家饶有趣味地描述他如何生活在穷人们中间，描述他的耽于幻想和迂腐的性格同所处生活境遇的矛盾，是极富于喜剧性的。这一部分幽默意味十分浓醇。当四虎子提议他作“小买卖”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不禁瞠目结舌，觉得不可思议，而当他真的做了鲜果摊的主人的时候，他还要用魏碑的字体写上“进贡蜜瓜”，他甚至想起个“冷香斋”的雅号，用以称呼他这个“诗人的果摊”。虽然如此，他究竟是在变化着。他同大杂院的人们在一起生活，看出自己的拙笨和人们善良的心肠。他懂得了“这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并不是天生来的脏乱。他们都有力量，有心路，有责任心……他不如他们，没力量，没主意，会乱想。他们懂得的事都是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远一点的事一概不懂。……他可怜他们，同时知道自己的没用”。他决心“变成他们中的一个”。他专心做小买卖，“把书本放下，一天钉在摊子上”。人们称赞他“先生有点劲头了！”他不爱这个“先生”，而暗喜自己长了力量。作品展示这样的变化，自然不是为的表现他安贫乐命，而是为了表现一个被旧生活、旧规矩糟害了的知识分子心灵经受新的“冶炼”的历程。这里寄寓着老舍的美学思想。他在这里表现出的思想是这样明白：他不单单同情底层的劳苦大众，而且确确实实认为，有力量的是他们。
牛天赐不可能在几天的生活中就改变了多少年形成的思想性格。当他看到原来钟情的女人狄文英站在水果摊前“那么看了他一眼，不慌而很快的走开”以后，他从大杂院人们身上感受到的坚实力量和信念一下子崩溃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贫穷逼迫他走进现实生活，而虚荣又使他鄙薄自己的处境。他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呈现着复杂、曲折的情形。故事的结尾，原来借牛老者一千元去营商的王老师突然出现在云城。王老师这些年实东洋货、贩烟土，发了横财。他交结官府、军队、各色人等，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由于他的帮助，牛天赐变卖了原来父亲典押给别人的房产。有了钱，在他的面前又出现了一条坦荡的大路，他可以到北平去读书，再来一番奋斗。他们说定，经济大权由王老师掌握。当牛天赐随王老师登上火车以后，虎爷感到“天赐平地被条大蛇背了走”。这个结局是意味深长的。作品暗示我们：做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软弱，导致动摇，他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使他易于为反动阶级或反动势力所收买，他的思想上的驳杂的意识，又使他容易接受各种消极的影响。旧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了牛天赐型的性格，而这种思想性格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情势下，又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他可以由于种种原因，同大杂院的人们——贫苦的市民在一起，彼此成为患难朋友，也可以由于另外的机缘，被人利用，为人摆布，成为反动势力的帮凶。《牛天赐传》的结尾暗示给我们几种可能性，而并未做出任何宣判，这里似乎包含着作家的苦心：他是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向新的生活迈出坚定的步伐的。
《牛天赐传》也属于老舍立意“返归幽默”以后的作品。这部长篇的幽默，更趋温厚，也更见婉曲，较之其它作品，缺少那种讽刺的锋芒。这可能同作品的题材有关系的。这部书更侧重于对小人物悲欢离合命运的描述，虽然对小市民的虚伪和世情的炎凉也有所针砭，但究竟不同于《离婚》中对国民党特务制度的暴露。题材的这种区别，作家主观态度的差异，造成了同为幽默和讽刺，而《牛天赐传》就显得温婉有余、辛辣不足。这个作品以牛天赐幼年到青年的生活遭遇为线索，串连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变，结构上的线索是清晰的，但是对于关系到时代面貌的重大事变，比如“北方起了内战”，学生运动的兴起等，都未做明确、具体的交代，致使事变的前因后果均有些模糊，影响了作品反映时代面貌的准确性和具体性。
第十章 不拘一格 丰采独具——《老舍幽默诗文集》
一九三四年老舍把陆续发表于《论语》、《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的诗、随笔、杂文、寓言小说等编为一集，题为《老舍幽默诗文集》，交时代图书公司出版。
《老舍幽默诗文集》收诗文三十五篇（序文不计在内）。从文体看，包括诗、杂文、速写、寓言体小说、抒情文等；就内容看，有对于时事的讥评，有对于民族性的解剖，有对于落后的市民意识的嘲讽，也有对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诗文集并不全是幽默作品，作家所以特别冠以“幽默诗文”，是有意为之的。
“幽默小品”在三十年代初的文坛上曾经有过一度浮沉。鲁迅在《小品文的生机》中曾经指出：“去年（指一九三三年——引者注）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竞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鲁迅对于这种一窝蜂似的赞扬或一窝蜂似的攻讦，深不以为然，他是主张要对小品进行具体分析的。老舍作为一个严肃的写过不少幽默诗文的作家对于这种一窝蜂似的赞扬或批评也是不以为然的。他借《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之机，在《序》文中以幽默的措词谈了他对于“幽默”的意见：
不断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
可是从实际上看，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
也有人这么说：“幽默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如电影中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的《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艺。笑为化食糖，所以幽默也不无价值。”更有位学生，不知由哪里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
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
……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的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你为什么写它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也幽默呢？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子只说“你问得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很对的。’”设若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也就无须乎和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
老舍的《序》文写得风趣而又婉曲，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希望人们能正确地评价幽默诗文的意义，希望人们能正确地对待写作幽默诗文的作家。当然，他不无苦衷，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酸涩的心境。
在现代文学史上，幽默小品之一度兴起于三十年代初，不是偶然的。鲁迅曾经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分析了三十年代初幽默小品一度兴起的原因及其可能有的前途：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注：《从讽刺到幽默》，《伪自由书》。）
鲁迅对当时的幽默文字取分析态度，这是很清楚的。他的确批评过林语堂办的《论语》以及林语堂提倡的“幽默”：“老实说罢，他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注：鲁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