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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表现在人物描写上。在众多洋车夫苦难遭遇的背景上，着力刻划了祥子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这样既显示了祥子之走上堕落道路的必然性，又表现了祥子道路的特殊性，表现着巨大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作品中，作家以准确的细节分别勾画了老马祖孙、二强子、高个子这样一些车夫的形象，他们是各具特色并不雷同的，然而他们同祥子又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对照、映衬的关系。作家构思的意图正是这样的：以祥子为中心，“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环境，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马祖孙两代的遭遇，是祥子生活遭遇的缩影：从小马可以隐约看出祥子过去生活的影象，而老马的结局正暗示了祥子将来的下场；二强子在困苦中自暴自弃、甘心堕落，同祥子的不甘堕落、奋斗不止，又形成一个对照；高个子车夫为家室所累，徒有要强之心而无要强的体魄，痛苦挣扎，以求糊口，又是祥子命运的一个补充。分开来看，他们是各自都有独立的艺术生命，构成了一个“胶皮团”社会多样人物的画廊，这本身就是对现代小说人物画廊的新贡献；合起来，这些洋车夫的独特的遭遇又互相映衬、烘托、补充，展示出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代价，奋斗、挣扎而终不免沦为乞丐，以至于冻饿而死。这个总背景构成了祥子的典型环境，祥子一个人不可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如同老马祖孙两代和二强子不能冲出这个天罗地网一样。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显示着祥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这无疑是极富于说服力的。在这里，生活逻辑同艺术逻辑浑然成为一体，显示着作家独到的艺术功力。
作品的心理描写也是富于独创性的。丰富而又富于变化的心理描写，是这个作品艺术表现上的鲜明特色，也是作家刻划祥子思想性格的主要手段。但是这种艺术手段的选择不是任意的，是由祥子的独特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祥子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坚忍和 沉默。“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这种特定的性格，决定了作家只能以详尽的心理描写来展示他的思想的真实。这种心理描写，占全书的很大比重，然而却并不沉闷，也不单调。作家有时候借助于心理描写直接推进故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与描写常常溶为一体：
已经坐起来，又急忙的躺下去，好象老程看着他呢！心中跳了起来。不，不能当贼，不能！刚才为自己脱干净，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已经对不起人；怎能再去偷他呢？不能去！穷死，不偷！
这样的心理描写是富于动态感的。有时候作家借助于心理描写抒发自己对祥子的同情和赞扬：
越想他越高兴，他真想高声的唱几句什么，教世人都听到这凯歌——祥子又活了，祥子胜利了！……半天没吸烟了，不想再吸，从此烟酒不动，祥子要重打鼓另开张，照旧去努力自强，今天战胜了刘四，永远战胜刘四；刘四的诅咒适足以教祥子更成功，更有希望。一口恶气吐出，祥子从此永远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看自己的手脚，祥子不还是很年轻么？祥子将要永远年轻，教虎妞死，刘四死，而样子活着，快活的，要强的，活着——恶人都会遭报，都会死，那抢他车的大兵，不给仆人吃饭的杨太太，欺骗他压迫他的虎妞，轻看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诱惑他的夏太太……都会死，只有忠诚的样子活着，永远活着！
这是在祥子把刘四推下洋车以后的心理活动，他感到一种报复的快乐，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他重又看到那令人兴奋的前程，这里有祥子的兴奋的、乐观的思绪，也有作家的情不自抑的感怀，流畅而又饱含感情的话语，在有些时候甚至分不清那是祥子想的，那是作家想的了，它们已经溶为一体了。在祥子走向堕落之后，作家在描述他的心理时，语言的调子转为舒缓，有辩解，也有责难，描述中夹杂着评议，流露着哲理的沉思，那又是另一番情况了：
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借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作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的心里永远有句现成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要强过呢，有一钉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够驳倒，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多样的、丰富的心理描写不仅显现了一个朴拙的劳动者“心态”的细微曲折的变化，揭示了他从要强、奋斗到绝望、堕落的心灵历程，而且反映着作家鲜明的爱憎，以及对城市底层劳动大众命运的深沉的思索。
运用纯熟的北京话，描述富于地方特色的风俗、人情，刻划人物性格，叙述故事，褒贬事物，使《骆驼祥子》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学的丰采和大众的风格。作家并不是不加汰选的照录北京口语，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提炼的。它平易，然而不单调、不贫气。作家从容地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恰当地使用北京土语，使作品加浓了地方色彩；注意长短句的配置，增强了语句的节奏感；讲究字调调匀和顿挫，读起来极富于音乐美。人物的对话，达到了高度的个性化，“话到人到”，不同的身份，话语有不同的韵味，不同的语汇，不同的色彩。人物性格的突出和生动同作家运用语言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功夫密不可分。祥子的语言厚重而又朴拙，他第一次买车，心情激动，如临大敌，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铺主夸耀车好，希望加钱，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九十六！”只加了个钱数。这同他的坚实沉默的性格是一致的。曹先生的女仆高妈劝祥子放钱，那语言爆豆一般，利索却又干脆，在细心的计算里透露着妇道人家的豪横，听得出是在外头跑惯了的：“告诉你，样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永远是一个子！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手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差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虎妞的语言是另一个味道。他嫁给祥子以后，不愿意祥子再拉洋车，祥子不干，继续出去拉车，这使她老大不高兴。她说：“呕！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你别把我招翻了，我爸爸是光棍出身，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明天你敢再出去，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说得出来，就行得出来！”简劲、粗野、泼辣，却又包含着亲呢，这正表现了她性格的两重性。语言运用的成功，令人叹为观止。老舍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向自谦，严格到近于挑剔，但对于《骆驼祥子》的语言，却是满意的，他说：“《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在活的北京口语的基础上锤炼纯净的文学语言，在这方面老舍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现代小说史上还很少有人达到老舍所达到的水平。文学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早就注意到了，但它的明确的、根本的解决却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艺术上的追求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骆驼祥子》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老舍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样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的一大段删去。——引者）我管他叫做“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样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
这样的剖析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在老舍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在他的思想上，还没有找到祥子们的正确的道路，这就难怪他没有能够做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艺术概括了。
三十年代，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在前，其后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为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壮大了声威，建树了令人瞩目的劳绩，而且为中国革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骆驼祥子》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人间书屋初版印行，一九四一年出到第六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印行，一九四九年二月出到第八版；一九五○年五月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校订后的版本，到一九五三年出到第六版。一九五五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作家较大修改后的新版本，一九六二年十月再版，一九七八年八月重印。一九八二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骆驼祥子》收入《老舍文集》第三卷，重新排印，恢复了经作家删掉的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二十四章全部内容。这个统计说明，《骆驼样子》在四十三年间先后再版达二十四次，它之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了。国外有日、朝、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文译本。（注：见舒济：《老舍著译目录》，《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骆驼祥子》是老舍创作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第十四章 八年抗战（一九三七——一九四六）
负起领导“文协”的重任
为了祖国，为了抗战，老舍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经徐州、郑州，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汉口。多年来的较为宁静的书斋生活，从此结束了，他开始经受流亡与抗敌的“八方风雨”。
到汉口以后，他先是住在一位姓白的中学时代同学的家里，同年十二月二日移至华中大学游泽丞（国恩）教授在武昌云架桥的寓所，后来应冯玉祥先生之邀，又移住武昌千户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