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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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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劳伤兵上去,而没能专心去读书;倒仿佛他一点不晓得平津已经陷落。自然他也十二分的同情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正在血气方刚,在行动上难免有失检点。他十二分的惭愧未能在事前知道,设法避免冲突,这自然不完全是他的疏忽与错误,因为他们并不是阴城的学生,因此,他十二分诚恳的希望他们承认,学生与警士之间必是因了误会而起了小小一点争执;更非常诚恳的请求警局局长原谅他们。假若可能,他十二分的,啊,希望局长在他们悔过道歉的条件下,释放了他们;不必对他们太认真了;他们究竟是外乡人,不能完全明晓阴城的一切,啊,啊,一切,完了。”警察局长是另一副面目,他只知道“把学生们押起来或揍一顿是更有效的办法,用不着耍嘴皮子”。老舍以尖锐的讽刺手法,勾画了阴城地方官僚们的可憎可厌的面目。小说中厉树人、曲时人、金山、易风、平牧乾等五名爱国学生的形象,也是鲜明的。通过对流亡学生的描写,老舍寄寓了他的深沉的爱国热情。

《民主世界》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出版的《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它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的三节,不足一万字。老舍本人从未谈过这部作品,他究竟为什么没能继续写下去,至今还是个谜。这个小说取材于抗战时期重庆郊区一个小镇的生活。看来,作者是想以这个小镇为背景,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让人们见识一下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民主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作者的讽刺是尖锐的,笔调幽默、诙谐。

上面介绍的只是短篇小说和两个未完成的长篇,而抗战时期老舍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则是《火葬》与《四世同堂》。

长篇小说《火葬》是一九四三年夏天在重庆北碚时动笔的,前后约用了四个月的光景,到年底完成。

这是一部战争文学,它描写了一支抗日部队在华北的一个小县城里惩治汉奸、打击日寇的故事。众所周知,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城市贫民或下层职员的生活,直接写战争的作品,除了建国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是这一本了。由于对战争生活的陌生,老舍在创作中,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致使这次相当费力的创作劳动,未能获得应有的成功。老舍自己则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他说:“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注:老舍:《〈火葬〉序》。)作家应当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应当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提炼和挖掘题材,以扬其所长,发挥自己的艺术独创性。《火葬》所写的,不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因而,通读全书,好象老舍的笔被什么东西绊住了,难以象解剖刀一样,深入生活底层进行挖掘。老舍明知其所短,何以要写这部小说呢?这就涉及到了作者对待战争和战争文学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还应当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不断地开拓题材的新领域。“文协”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就是号召作家去熟悉抗日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人民的抗日斗争。老舍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写《火葬》这样的作品,显示了以创作为抗战服务的真切愿望。他说《火葬》“要关心战争”(注:老舍:《〈火葬〉序》。),就是这个意思。抗日战争是反击侵略者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存,作家应当有勇气去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这种勇气的。他说:“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注:老舍:《〈火葬〉序》。)这不仅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爱国热情和高尚思想的体现。

就小说本身而言,《火葬》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兽行;二是通过对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的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关于文城失陷后的一段描写中。“敌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鸡鸭牛羊为对象”,之后,则是抢劫。“他们有系统的,最精细的、挨家按户的搜查奸细——而所收到的是时表,金银手饰,皮衣,和其它的细软。……只要是可以拿走的,那怕是一分钱或一个铜钮子,他们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们会用手,脚,枪柄去弄碎。”抢劫之后是屠杀,“十几个小孩子,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的,都因为在门外大便或小便,被敌人用刺刀穿过了胸口,而后教他们的父母去交罚款”。晚上因为忘了点太平灯,因为出去请医士或产婆,也要被敌人用刺刀杀死。一时,文城成了死城,变作了一个最黑暗的囚狱。这些描写,都是血的控诉,控诉敌人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民。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奋、全民族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年代,通过文艺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激发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进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同仇敌忾地同敌人作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在暴露敌人的同时,《火葬》歌颂了人民的抗日斗争。石队长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一名抗日英雄的形象。他有爱国热情,勇敢,坚强。小说关于他炸毁敌人的火药库和最后牺牲场面的描写,是颇为悲壮的。敌人的火药库在小城隍庙内,因为殿前的松树杈上装有敌人的机枪,火药库很难接近。他决定只身靠近松树,然后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的机枪:

他开始爬动。每移一寸,他就觉得离死亡近了一寸,但是他必须朝着机关枪前进。不但要前进,还要安全的达到目的;只凭一股勇气去牺牲自己是会连累到众兄弟的。他的汗流湿了他的厚棉袜。他紧紧的爬在地上,可是他的心象飘荡在空中。他须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个动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气。

这一细节描写,在着眼于写人物的行动的同时,适当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较真实地刻划了抗日勇士石队长的形象。最后,石队长带伤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后追赶他,而他只有一颗手榴弹,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不作俘虏”,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然后点着几捆麦秸,以火自焚。小说写道:

在烟与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荣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枪声停止。由窗户,由屋门,由草屋顶,伸出红亮的火舌,舐着发出香味的,翠绿的松枝。烟向上升,东方有一片片红的晓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烟还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这是一首悲壮的诗。通过石队长的牺牲,老舍要着力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英雄精神,这个立意是积极的,在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写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而且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抗日精神,从选材和艺术处理上,无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就抗日战争的全局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火葬》未能从这一高度处理题材,因而它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一定的局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讲,《火葬》中多数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发展和细腻的个性刻划,笔触显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举人。封建思想长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这位最大人物,性格异常懦弱,眼光异常短浅。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产,什么个人的气节,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关键时刻,他均可弃置而不顾。他的投敌作汉奸,“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守财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并不希望扩大实权,所以作了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日本人不来打扰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长官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这些想法,既显示了举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气,又可见他的丧失气节的媚态。但是,日本人岂肯使他安生,日本人准备好的一切规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签署。王举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应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王举人的效劳于敌,丧失民族气节,本源于守财奴的自私性,发展之为敷衍哲学,在外表的庸碌无能之后,则鲜明地显露着奴颜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小说写道:“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王举人是民族的罪人。这个形象的成功,不在于作家揭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丑行与本质,因为那样的汉奸形象,我们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个形象的成功在于,作家避免了脸谱化的描写,而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当王举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时,他也有所悔悟,作家准确地刻划了他的复杂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才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

半夜里,他睡醒了一觉,不能再睡。这是后悔的最好时候。一切似乎都入了梦,只有他的已经衰弱了的心还在跳动。一会儿,他觉得心中很热,手心脚心都出了点汗;想掀开点被子,可是没有去动手。一会儿,他又觉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两声,可是没敢出声。拳着干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遗弃了的一堆骨头似的,他一动不动抱着那颗装满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仅是文城的维持会会长,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却无力自省,也并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后,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告终。老舍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开掘也是较为深刻的。《火葬》尽管有许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一旦老舍接触到他较为熟悉的人物时,那种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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