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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天津休息了两天，然后去北京。别离北京，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来，老舍没有一天不想念着哺育他成长的这座古都名城。他爱北京，爱得深切，爱得热诚。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的。”（注：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他陶醉于北京的美丽，也为北京的缺欠而着急和苦闷。此番重回北京，已经换了一个时代，人民的首都以崭新的容颜，欢迎它的忠诚的儿子的归来！面对新北京，老舍惊呆了，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注：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伴随着狂喜的泪水，老舍真诚地吐露着自己的珍贵的感情。
回到北京以后，老舍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受到了各界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一九五○年一月四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举行联欢茶会，欢迎老舍。茅盾在联欢会上首先致词，老舍接着讲话。老舍谈了离美回国的经过，他说，在接到一系列邀请他回国的信件与电报之后，美国人曾经吓唬他，说中国是“龙潭虎穴”，但是他不信这一套，毅然订了回国的船票。老舍还说，当他到了北京，看见自由生活着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从内心里发出的喜悦时，自己非常高兴。他表示：“我是愿意学习的，如果我还是能工作的话，并愿意参加一切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老舍讲话之后，田汉、冯乃超、周扬等相继讲话。周扬说：“去年全国文代会开会时，大家都因为老舍先生远在美国不能参加而感到遗憾，现在我们和老舍先生在一道从事工作，应当是十全十美的了。”他希望老舍能在帮助新进的文艺工作者和通俗文艺的工作上多做努力，并希望老舍在和工农兵文艺的结合当中，从事创作，反映群众的斗争面貌（注：克明：《全国文联新年联欢同时欢迎老舍返国》，1950年1月5日《光明日报》。）。党和人民的关怀，朋友们的期望，感动了老舍，使他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他决心尽快地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世界，尽快写出新的作品。
一九五○年春天大西南解放之后，胡洁青带着四个子女由重庆北上，于一九五○年三月二日到达北京，合家团圆，老舍欣喜若狂，愈发感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奇*书*网。整*理*提*供）
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从国外回来之后，老舍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他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老舍没有机会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回国之后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他后来所写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注：见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一文，真实地纪录了他读完《讲话》之后既“狂喜”又“发愁”的心情，以及他的感想，他的态度。老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笃信真理，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说：“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狂喜之后，他感到，“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对工农兵“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又使他“真发了愁”。这种“愁”，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是寻求上进的自我策励。他决定了自己的态度：不自暴自弃，而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所谓“新文艺生命”，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如何将这种态度付诸实践呢？老舍认为，当时，他“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地写大部头的作品，他决定先写通俗文艺。因为“通俗文艺，象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他认为，用这种形式歌颂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十分灵活。
本着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老舍在回国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至少写了这样三篇通俗演唱作品：《过新年》（太平歌词）、《生产就业》（鼓词）、《别迷信》（鼓词）（注：均见老舍：《过新年》。）。《过新年》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歌颂了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感情饱满，辞句流畅。《生产就业》写的是北京一位三轮车夫，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携全家到农村垦荒务农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老舍一方面赞颂了人民政府关怀群众生活的好作风，一方面也为城市闲散劳力解决就业问题指明了出路。《别迷信》通过农民王老二为巫婆所骗，致使妻亡家破的故事，说明了破除迷信的重要性。老舍所写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大都有明确的宣传目的，所反映的问题，都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配合了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内的某项具体工作，对人民群众，有直接的教育作用。为写这些通俗作品，老舍往往要去调查许多材料，还要弄明白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一来二去，他对新生活的了解，对新社会发展变化的了解，就逐渐加深了。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入和生活积累的增多，他在继续写作通俗文艺的同时，开始构思和写作剧本了。
他回国后写的第一个剧本是五幕话剧《方珍珠》。这个剧本从北京曲艺艺人生活的角度，来写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对比，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翻身解放，歌颂如旭日初升一样的新中国，显示了老舍作为新生活的歌者的高涨热情。剧本的前三幕，写艺人解放前受压迫的苦难生活，它以主人公方珍珠的生活命运为中心展开戏剧冲突，布局合理，场面、事件、人物的穿插，均有自然而匀称的配置与严密的缝合，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后两幕写艺人解放后翻身作主人的喜悦。这两幕戏，在剧情的发展上离开了方珍珠这一中心人物，缺乏集中、统一的结构线索，显得松散，影响了整个剧本的艺术完整性。《方珍珠》的前三幕在题材、情节上，与《鼓书艺人》有相近之处，剧中的主要人物，多数可在《鼓书艺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破风筝与方宝庆，方珍珠与方秀莲，以及连姓名都没有变化的方太太、方大凤等，虽是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但性格都很相近，甚至完全一致。胡洁青同志称这两部作品是“姊妹篇”（注：胡洁青：《写在中文译本〈鼓书艺人〉之前》。），是很确当的。
《方珍珠》写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无论是构思准备阶段，还是动笔写作阶段，老舍都曾广泛地听取文艺界一些同志与友人的意见。凡是正确的有益的建议，他都积极地采纳、吸收。例如对方太太，初稿未写她的转变，友人建议给这个人物一点希望，不要使她顽固到底，老舍觉得这个建议能够增强这一人物形象的教育意义，于是就在第五幕中写了方太太的转变。再如，有的同志提出，剧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向三元应在舞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老舍也照改了。当然，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也是有主见的，不随风倒。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老舍的谦虚、认真的创作态度。
《方珍珠》完成之后，老舍紧接着就开始写作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龙须沟》同《方珍珠》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新旧社会的对比。老舍对旧北京十分熟悉，回国之后，目睹北京在各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狂喜。他说：“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因而，这两个剧作，就形成了一致的特色：采用新旧对比的方法，歌颂北京的变化，表达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如果说，《方珍珠》在处理这一主题时，存在明显的前熟后生的缺点，致使对比主题的表达有空泛之感的话，那么，《龙须沟》中的新旧对比，则来得自然、和谐，既有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激情，又有恰如其分的艺术处理，它说明，老舍建国后新旧转换的创作过渡期已经结束，他的全新的创作时代开始了！
《龙须沟》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为表彰老舍创作《龙须沟》的艺术贡献，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的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在授奖仪式上，彭真市长亲自将荣誉奖状授予老舍，他握着老舍的手说：“我代表全市人民，向我们人民的作家老舍同志致谢。”老舍激动地说：“我感谢市长给我的荣誉。”他把这一天称作“我光荣的日子”，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写作，争取作文艺界的模范（注：见1951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完成《龙须沟》之后，老舍又写了大量的通俗文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