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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老舍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仅仅归之为客居伦敦的寂寞和许地山的影响是并不全面的。严格地说，这只是促成他拿起笔来的外部条件。朴素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才是他所以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而这一切又同他从小受穷、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宁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种个人气质，经过“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潮的洗涤，便又溶入新的内容：“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注：《老舍选集·自序》。）一九二六年国内革命军北伐，他虽然远在国外，但还是十分关注这个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大事件。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注：《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革命思潮的激荡，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这些给他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注进了时代的内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归根结蒂，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一时代主潮所决定的。
旅居伦敦的岁月里，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进步文学的熏陶下，他逐步熟悉并掌握了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技巧，形成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文学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有深厚的素养；在国外，他于教学之余又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读《衣里亚德》（今译为《伊利亚特》）和《奥第赛》（今译《奥德赛》），他读《韩姆烈德》（今译《哈姆莱特》）和《浮世德》，他探索这些“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的奥秘，在艺术的王国里流连忘返。希腊的悲剧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阿瑞司陶风内司（今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但丁的《神曲》都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他曾经把所能找到的《神曲》的几种英译本（不管是韵文的还是散文的）都逐一读过，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专门论著。他说：“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然，给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的英法小说。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今译梅瑞狄斯），狄更斯，法国的福禄贝尔和莫泊桑，都占去了他许多时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是昼夜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这些近代小说家的创作态度以及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老舍的文学观的形成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举例而言，他从康拉德严谨的写作态度里懂得了不应把“写作当种游戏”，他说：“从他的文字里，我们也看得出，他对于创作是多么严重热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写了再改，改了还不满意；有时候甚至于绝望。他不拿写作当种游戏。”“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象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拼命！”（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康拉德作品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海有关系，因为“他是个海船上的船员船长”。“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从这里，老舍领悟到应该“怎样培养我们自己的想象，怎样先去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后以我们的作品来丰富别人的经验，精神的和物质的”。（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在回顾英法小说家对于他的创作思想的影响时，他还说过：“大体上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于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注：《写与读》。）老舍把文学作品视为“人生的教科书”的这种看法，同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点，是不谋而合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曾经宣称：“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老舍同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许地山均有密切来往，他从读书和写作实践中领悟出同他们大致相近的文学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老舍在当时还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他以这种文学观指导自己的创作，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从他最初三部长篇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新文学运动历史上，一些杰出的作家、诗人，在他们创作活动的初期，都曾经接受过欧洲文学的影响，有的是在欧洲文学的启示下开始从事创作的。鲁迅说他的《狂人日记》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郭沫若的《女神》则分明烙印着惠特曼诗风的某些痕迹。老舍在创作的初期，也大致经历着同样的历程。他的《老张的哲学》在结构形式上就受了狄更斯小说的影响。他在写作《老张的哲学》之前，刚刚读过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这两部作品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因为它们继承了流浪汉传奇小说的传统，所以在记述主人公的遭遇时，好象是信笔写来，有点散漫。老舍当时读外国作品还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于是选择了这两部书做为“画稿子”。《老张的哲学》在结构上的散漫，固然反映了老舍当时艺术表现上的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同狄更斯上述作品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这个作品的结构形式老舍是不满意的。当他构思第三部作品《二马》时，他有意识地纠正了这一点。他说：“《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的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注：《我怎样写〈二马〉》。）在结构上，他取法善于铺陈故事的康拉德，使《二马》线索单纯而又富于变化。他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长进。可以这样说，老舍的初期创作活动烙印着英国文学特别是狄更斯、康拉德的影响的痕迹，这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烙印着果戈理《狂人日记》影响的痕迹是一样的。当作家走向成熟的时候，这种影响便被化入圆熟的技巧之中，不复辨认了。
老舍在伦敦，连续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个长篇，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九二九年六月，他把《二马》寄给了《小说月报》，就离开了伦敦。
第三章 讽刺小说的新收获——《老张的哲学》、《赵子曰》
《老张的哲学》最初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七卷第七号（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至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续完；一九二八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赵子曰》也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八卷第三号（一九二七年三月）开始，以后第八号、第十号续载，至第十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续完；一九二八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连续出版，在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上曾经引起不小的反响。一九二八年十月《时事新报》上曾经刊出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老张的哲学》为一长篇小说，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的故事为主，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极有味，又加以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本书成为一本现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们亦宜换换口味，来阅看这本新鲜的作品。
《赵子曰》这部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学生的生活。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平学生生活，写北平公寓生活，非常逼真而动人，把赵子日等几个人的个性活活的浮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后半部却入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者的故事作结，很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喟。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注：转引自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朱自清文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