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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德，这么多天下来，咱们多置了不少监寺部寺，地方行政也改了，吏员也多了，国家收入也多了。但，我要和你说，这不过只是开始而已。”
因为心中已经有了准备，李贤并没有被张佳木的话所震惊，只是皱着眉，把手中茶杯放下，做出洗耳恭听的模样。
“三件大事，必须做的大事。”张佳木看着李贤，缓缓道：“第一件就是火耗归公，断了贪官的路，所谓改吏治就是这一条的带来的收益，原德，你也看到了成效如何。”
“是的，最近地方来报，大半的火耗全数归公。今年的收入，火耗归公以后，折银要多出百万以上，粮食在二百万石以上，去掉地方改制的支出，还余下很多。至于商税摊派，所省的当也在百万以上，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矣。”
明朝的地税商税向来很多，以准安关为例，在到了崇祯年间开海贸易多年之后，那么重要的关口一年的商税才是四万多两银子，而到了清朝，杀落了滚滚人头之后，就是六十万一年。
这是多少倍的差距？
火耗一归公，商税和摊派一整理，果然政府的收益大增，就算去掉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必要开支，地方到中央，都会落下一大笔钱。
在从正统到万历年间的一百多年里，明朝的全部财政收入就是银二百五十万两，粮食起伏不定，明早期到中期，米和麦子的收入高些，但每年也会减免数百万石的赋税不等，到了明晚期，粮食收入锐减，而白银收入剧增。
当然，明的财政失败之处是不必多说的，商税是统一的，地税也是统一的，放在西北太多，放在江南太少，粮食赋税也是如此，放在陕北是要命的赋税，放在江南，也不值一提。
大明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能力的国家，没有关锐，没有数字管理，没有通用体制，没有会计制度，银行，民法，和技术。税制二百多年不变，对富商和士绅同样的没有办法，账面上的俸禄极其菲薄，而实际贪污的损耗又极为惊人。
生铁的产量到达几千吨的时候，税收才是几十吨，不知道多少官员中饱和商人发了大财，官府却穷的要当裤子。
事实上就是到了明末那些年，沿海的商人富的流油，朝廷却收不到一毛钱的关税，崇祯在北京穷的穿打补丁的衣服……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人的失败好办，制度的失败就很叫人头疼了。
张佳木所说的几件大事，第一件用来改革俸禄制度，实在也是抓到了个中的要点。
不把官员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哄好，如何能谈改革官制和吏制，又如何谈及火耗归公后的好处？
怕是官员会全部和他拼命，他手中的几万人，能把全天下的士绅全部杀光不成？
做成了最关键的第一步，底下的事犹如顺水行舟，做起来会比第一步要轻松许多，难道张佳木能弃手不做？
“下一步，是转漕运为海运，但最终的目的，是开放海贸。”
“这件事，似乎听你说过，海贸之要紧，恐怕现在知道的人也很多了。”
自从漕运改海运的风吹开之后，京师关于禁海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明初禁海，原因很多，关键之处还在于明太祖的小农思想。因为倭寇和生民出海常有不归者，又怕在海外生事，所以干脆禁海。
这种禁令当然不得人心，明朝的禁海除了在洪武年间最为彻底外，到了永乐年间就大肆出海，仁宣到正统年间，因为永乐浪费的资财太多，百官趋向保守，禁海又一次占了上风。
到弘治年间，除了神经病的地方官员外，已经没有人对禁海的事当真了。当然，此时还没有正式开海，到嘉靖年间，开放了几个通商口岸，隆庆和万历年间，才真正的放开海禁。
海禁一开，活力自现，简直不需要官府来做什么，一切都是水以渠成，顺畅之极。
现在因为充实禁军，增加官员俸禄，而每年漕运到京师的粮食是有限的。
大明现在一年的粮食收入是三千万石左右，麦子是四百多万石，还有生丝、铁、铜、钞、棉花等杂七杂八的收入，最为要紧的，当然还是粮食。
以现在的漕运水平，也就只能运这么多粮过来，就这样，耗费也是极大。
一百石粮到京师，最少要加二十石的损耗，沿途还要动员几十万人。从水陆到起旱，一路艰难之极。
如果是改海运，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永乐年间连西洋也到了，可以说，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改海运，运粮的数字可以增加一倍，而人手可减少一倍，耗费只是以前的七成都不到就可以了。
海运之利当然是明显的，妙就妙在，还是为了给官员们加增俸禄，所以反对之声，简直就淹没在赞同声里了。
这就是张佳木做事的高妙之处，你们想涨俸禄，这自是好办。但漕运不改海运，粮食是有限的，就算增加一些粮食拨给的份额，但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现在的新官制已经拟定，就等正式施行，为的什么，自然是粮食。
所以海运已经提上日程，松江府和苏州府，加上镇江等地已经奉旨调拨海船，并且在南京等原本造宝船的地方已经在开造新的大海船。
宣德年间被一火焚烧掉的造船业，又重新回复了它的勃勃生机。
“我就知道。”李贤面露苦笑，向着张佳木摊手道：“改漕运为海运，想来就是为了开放海禁做准备吧？”
“是的。”张佳木坦承道：“海上都是千帆万舸了，再谈海禁，岂不是笑话？既然禁不了，就要有规矩，也不能乱来，我的想法是，设海关司，开放泉州、广州等地为通商市舶司，由海关来管，收关税，增益国库。”
李贤很注意的问道：“关税是多少？”
“看货物不同，不能一律而论。越是贵的奢侈品，收税就越高，民生用品，三文不值两文的，收税就低些。不过，总的原则就是，一百两的货物，最低不能低于十两的关税银子。”
“这就是百分之十了，会不会高了些？”
明朝的商税和地税一样，都是三十税一，在很多税卡其实连这个数字也收不到。当然，这是官面上的税制，实际上税卡还是很肥的，特别是宦官把挂的税卡，他们损公肥私，反正官税就那么点，收或不收都不打紧，皇帝也不会把商税收取太过当真，因为官员会批评政府与民争利，残苛百姓。
张佳木冷哼一声，道：“原德，又要和我争商税一事了？”
其实当时士大夫的考虑也不能说是全错，因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薄弱，很多事情是兴一事就坏一事。
比如商税，中央征十文，一个县一百多衙役加上一千多帮闲，就能把这个税收到一百文以上。
所以中央税制规定的越低，百姓受到的伤害就要相应的低一些。
这也是儒家统治的无可耐何之处，低效统治就只能从实际的情形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
“得看看新吏治下，实在的情形再说。”
第672章 尊荣
李贤身为内阁首辅，负有天下之望，有些事情，确实也不会轻易的做出决定。如果在邮传信息和治吏上果然有进步，而都察院的巡按和锦衣卫的廉政监察果真能杜绝原本的贪污模式，那么，不妨试一试提高商税。
至于地税，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当然，张佳木所说的地赋改革，倒是可以一试。
比如西北到陕北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个州府，上缴的粮食有限的很，不敢说年年有灾，十年倒有八年要报灾异。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罢。
以当时全国统计一千多万顷土地的规模，再加上一年超过三千万石的粮食收入，提出这个地赋全免的计划，虽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实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赋税的，数字多的时候，一年收入加起来不过四千万石左右，免除的地赋却在五六百万石，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竟接近三分之一。
这种免税，其实原因很多。
灾荒减赋和免赋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干脆借着免赋一风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别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带了。
那里士绅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没有办法和本地士绅对抗，一个大士绅一年该上缴六百石的赋税，但他抗着不缴，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员也拿这个士绅没有办法。
拖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笔烂账，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来。
士绅如此，苏州和松江地方民风不大朴实，事实上，也是明初时朱元璋恼怒苏州人帮着张士诚对抗他，所以把苏州等地的赋税定的极高，百年之下，想叫苏州人完粮纳税，也是有那么点不近人情。
这些都是没必要的行政程序，明朝的所谓减赋，大抵就是如此。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调。因为劣绅刁民确实很叫人头疼，高赋税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怀疑把赋税下调之后，仍然收不齐。
这样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当然没有人敢这么做。
年年在账簿上玩这些花样，以张佳木现在的控制力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
西北和陕北免赋，再迁走一些无水地区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当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时期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灾害和流民为祸了。
东南一带，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征收田赋，完粮实收，而征收的额度也是从实际出发，不再玩账簿上的那些花样了。
改制之后，年赋税仍在三千万石以上，不会对帝国的运行有任何的影响，相反，就算有影响也是良性的，不足为惧。
这原本是极好的方案，但李贤还不敢答应下来。
此时他看向张佳木，语气诚恳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时间不够，只愿做的再快些儿。但，我要直说了，现在开放海禁还勉强可行，但最少要一两年功夫才能收功。再下来才谈得上整理摊派和商税，再下来再谈免赋和调控各地田税的事。这样一步步的来，没有十年时间，很难看到成效。”
“十年？”张佳木摇头笑道：“十年对一个政府来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我要做的可不是眼前这一点事。”
以他的打算，从水利到农田，再到育种，交通、教育、行政、司法，确实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十年时间只用来做这么几件事，确实是太慢太慢了。
人的一生有限，况且现在的医疗条件也很难说人的生命能受到实切的保障，所以，还是只争朝夕的好些。
见张佳木急切，李贤却只是摇头。
他是政府中的首脑人物，自然知道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有多么僵化。要不是张佳木巧妙的手段来引导，现在做的这几件事会引发多大的风波，谁能知道？
就算如此，以李贤的信息情报来源也是知道，关于漕运和吏治的事，已经在江南士绅中引起不小的反弹。
特别是漕运改海运一事，不少士绅和读书人都担心会破坏海禁，而海禁和沿海治安有关，更和沿海居民出海有关。
在当时来说，因为永乐下西洋对民力的滥用，官绅和读书人都对出海一事持有反感，对那些出海不归的人更认为是背弃祖宗，死不足惜。
在福建和广州沿海经验有出海遇到海难的，景泰年间，广州海滩上冲上来三十余人，全部是海难的幸存者，也是迁居南洋的一批福建农民。
福建近海多山，土地也谈不上肥沃，所以百姓多以出海求活，遇到海难原本是死中逃生的幸事，但很不幸，他们被广州的地方官员抓到，然后以私自出海的罪名，全部被下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