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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1章
虽非名门望族，亦是大户人家（2）
爷爷说，我们家的锅很大很大，能放三四个孩子洗澡，锅沿处铸有“大明永乐五年”的字样。多年后仍锃明瓦亮，且从不生锈。就是雨水淋了也不生锈，这口大锅后来就被埋在了我们王家大院的废墟里。直到1964年搞“四清”时，才被起了出来，运到潍坊地区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说明词这样写着：“旧社会地主阶级专门用来煮活人的大锅，只要缴不起租的……”被歪曲的还有我们家的几间地窖（即地下室），那本是我们家夏天用来存放食物的地方，却被写成了关押穷人的“地牢”。
“你曾爷爷50多了，还自己拾粪呢。”爷爷说到这一点时，脸上充满了敬佩之情，“一到农忙，他就亲自下田，同长工们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吃饭。呵呵，那个时候，长工们吃的有时比咱家的都好。你曾爷爷割起麦子来一阵风，比正当年的壮劳力差不到哪里，那些青年后生专爱和他比赛，好赢他的酒喝……”
我有点不太相信：“输了真打酒吗？”
爷爷说：“那可不？那酒可是老牌子的景芝白干。再要上镇西姚家的二斤猪头肉，会把伙计们喝得高高兴兴，干起活来谁也挡不住。”
爷爷稍停又说：“不过，也有你曾祖父赢的时候，只要他赢了……”
“穷人买酒喝……”我想，肯定是这样。
爷爷摇摇头：“哎哎，错了，哪能让下人破费，不是买酒，而是做一种老头看瓜的游戏，把裤子脱到一半，然后人坐在地上，低头，用裤腰带勒住头，人就直不起腰，两眼瞅看自己的球蛋了。哈哈……”爷爷大笑起来。他说，当年他在潍坊广文中学上学的时候，就盼着放暑假，一到了暑假，他就跟着老爹上地里干活……
还有，我爷爷告诉我。我们王家还常常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比如讲，逢年过节请外地的戏班子来村里唱大戏，组织山会，耍龙灯，踩高跷，修桥，铺路等等，都是我们王家出钱。有钱人多信奉“仁义礼智信”，不道德的很少。村里、族内有了纠纷，亦多是由我们家公断，办案的不会吃请、收钱，更不会吃两头，断案的结果亦能公平公正，令双方口服心服。那时的人也迷信，认为多行善总有好报，至少死了不会下地狱，下辈子还能托生个人，而不至于托生个猪或狗。
在我读初中的年代，爷爷所描绘的这一切简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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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爷爷也说了些我们王家发家的“捷径”。那就是一到荒年就“用粮换地”，荒年景的穷人真不易呀，那时的粮食比金子还要贵。穷人有时为了活命，只好把平日里比命还要贵的土地拿出来换粮食。我们家平时存粮多，这时就成了救命粮。于是，很多穷人便用自己的土地换我们家的粮食。
“是自愿的吗？”我有点怀疑。
“当然是自愿的……”爷爷肯定地说，“有时候，你不换他还不高兴呢，你要知道，我们家奉行的是这一条：换地不换命，地仍由你种。就是说，地还是由你们家来种，只不过是变成了佃户关系。来年缴租就是……所以，你有时不买，他都不乐意。说，王老爷你瞧不起俺。怕我来年种不好你家的地……”
“原来如此……”至少，我所学到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爷爷多次说，我们王家奉行的是“善为本”。到我曾爷爷那一代，信的都是佛教。爷爷不再信了，但他仍奉行“善为本”的信条（所以，1947年土改的时候，他力劝过搞得过火的工作队，半年后，又规劝过疯狂报复的还乡团）。
不过爷爷也说过他的父亲及老辈上“很剥削阶级”的地方，那就是动不动就坐八抬大轿。哪怕就是从镇西我们王家大院到镇东的茶馆里去喝茶，那也要坐轿。因为坐轿是身份的象征，就像现在的人争着买轿车……爷爷说我们家的那顶轿那个威风呀，就别提了。周边全镀了金，顶子是纯金的，所有的缨子全是用江浙一带产的上好丝绸做的。八个抬轿的壮劳力。全是20多岁的小伙子（结婚的不要），个个虎背熊腰，一顿要吃下五海碗面条。否则不要。八个人没事就抬石头训练。要练得颠起来，有板有眼。我们家的轿进城的时候，那才叫威风，也是镇上及县城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大都自动闪在路边。一边行注目礼，一边看热闹。一群半大的孩子会跟在轿后进城。好在从王家老镇到县城不过五里，否则得热闹死。
据说，同治年间，当时的一位知县坐轿上“县政府”上班，半道上遇到了我们王家的一位长辈，立马让自己的轿停下，让我们的老长辈先行。我们老长辈也够意思，当年的赋粮一下多交了200担。喜得个知县又“登门拜访”。
总之，说起祖上的荣耀，爷爷便充满了自豪感。谈及自己的一生，爷爷也算满意：“我王汉魁没白活。”
但谈及他的两个儿子，他却不甚了了。他的老大因一只小手枪，阴差阳错干了共产党，老二则稀里糊涂地干了国民党。老大（即我的父亲。“文革”中在一个十六级的级别上被屈斗，至今生死不明），老二却在1949年随驻防青岛的国民党50军撤至台湾，后官至台国军总参作训部副部长少将副厅长。1981年退休。当国民党当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松了“管制”，允许他这一级的退休人员与大陆亲属会晤时（在香港），却又因我们这边的原因，父子俩终未见面，成为终生憾事。
对于我父亲的不幸，爷爷充满同情。这也是他格外疼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他长子的长子……
爷爷格外器重我爱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我大小是个作家，算是继承了祖上“勤读书、勤务农、不做官、做善邻”的家风。爷爷也欣赏我诚实勤奋，有话敢说的性格——所以，他常常鼓励我写写他……
第一部分
第2章
被土匪绑票，人生从此改变……
爷爷被土匪绑票，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故事则是出在他被绑以后，能赎的，却没有被赎回……
所以，爷爷多年以后，曾对收编他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说：我有点像林冲，是被绑上沂（梁）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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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到我爷爷当年被绑票前，得先说说山东的土匪。
山东历来（清末民初）匪患严重是有历史根源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山东自古民风剽悍，民间习武几成风尚，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各路军阀政客都把扩军招兵的眼睛盯在了山东大汉们的身上，纷纷来山东扯起招兵的大旗。当时就有“江南的才子，山东的兵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之说。一时间，诚如当时的报纸所言：全国各路军兵，竟有半数为山东籍。而一旦部队打散或遭遣返，众多士兵便被迫回乡。断了生计（那时是没有“军转干”和“复员安置”的，最多是发几块大洋作路费）只好为匪……
据北洋政府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士兵与饥民混合而成。一时间，山东境内的土匪如蝗虫般铺天盖地。
沂蒙山区地处山东腹地，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自然就成了各路土匪的老巢。
鉴于山东匪患严重的严酷现实，1923年的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同时严禁本省民众应征。由此可见匪患之严重以及当局用心之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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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爷爷被绑架，则纯属偶然。
绑我爷爷的那股土匪是盘踞在老鹰崮的马大眼一伙（沂蒙山区七十二崮，崮崮都有好故事）。老鹰崮易守难攻。往上是险峻的崮顶，下边是个很大的村子——崮下村，村头有300年树龄的银杏树。远远看去，枝繁叶茂，极为壮观。马大眼当时有100多人，30多条钢枪（即步枪）、3枝盒子炮（即德造驳壳枪）。
原来他们踩好了点是绑我曾祖父的。他们探得的消息是我曾祖父阴历三月初六要去青州的几家铺子查账。故决定在临朐九山一带的一个名叫豁兔坡的树林里动手。不料，临走那天，我曾祖父的“唠病”（即现在称的老年慢性气管炎）又犯了。没办法。我曾祖父只好临时委托我爷爷前往代劳。这时节，我爷爷实际已经成了我们王家的“接班人”。很多家族大事，我曾祖父已有意让他办理。这其中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爷爷本身有文化，那个时候的初中生（还是在潍县上的），相当稀罕，说是凤毛麟角，一点也不为过；二是我的二爷爷（即我爷爷的二哥）因故染上了毒瘾，不但抽，而且好赌。常常把家里的文物、字画拿去抽、赌。对此，我曾祖父曾想拿出祖训、家法，“吸毒者一律逐出家门，永不相认”，以作惩罚。但是鉴于我二曾祖母（二爷爷的生母）的苦苦哀求，以及我大爷爷已淹死的惨剧。再加上当时已是民国，提倡自由，强调个人价值，传统家法亦不提倡。故就让我二爷爷混了下来。
正是由于我曾祖父的手软，才在后来害了我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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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爷爷那天骑马走至豁兔坡，一进树林，马大眼的人马就围了上来。马大眼对于当时绑了我爷爷深感不过瘾：“怎么是你，你老爹呢？”
爷爷从未见过这阵势，当时还真有些害怕。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因为他读过太多的绿林好汉，打家劫舍之类的旧小说，知道这些人主要还是为了钱。他马上让护送他的两个保镖交出了枪（两只土枪，两把砍刀）。
马大眼眨着一双大眼说：“我老远一看不是两挂的马车就知道你老子没来……不过，没逮着老子，逮着儿子也行。”
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大眼的算盘还真失算了。假如他真的逮住了我曾祖父，没准他真的要发一次大财。
再说土匪很快将“绑信”传给了我们家：现大洋8000块、快枪5枝，限期7天。我曾祖父当时一口气没上来就昏过去了，家里人乱成一团。
要说我家的经济能力赎我爷爷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难办的只有一条，5杆快枪不好凑。为了凑齐这5条快枪，我曾祖父让我二爷爷专门去潍县买。当时潍县城驻着张宗昌的一个团。经常干些倒卖军火的勾当。
但事情坏就坏在我二爷爷手里，他拿着买枪的钱又抽又赌，全糟踏光了。一开始我曾祖父还以为他就是单纯的吃喝玩乐，以后才知道了他的真正用心……但这时，他已卧病在床，不能主家了。
第一部分
第3章
能赎不赎，该撕没撕……（1）
7天很快过去，赎金并未送到，按理说，土匪是该撕票的。结果马大眼不但没有杀了我爷爷，还跟他成了好朋友。我爷爷说，这完全是凭了他的善良、诚实、义气和有点文化。
我爷爷所做的第一件“仗义”的事，是阻止他们杀害一个年仅8岁的男孩“肉票”。这孩子是昌乐北孙家洼的一个富户的儿子，说好了，7天期限，赎金2000大洋。但到了第7天上，那家人家赎金没有送到，但捎信来说，家里实在凑不齐，要求缓3天。马大眼很不痛快，命令手下先剁下男孩的一根手指，作为警示。
我爷爷当时就站出阻止：“马掌柜的，这孩子的手指你不能剁……”
“为什么？”马大眼从心眼里看不上我爷爷这个白脸书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