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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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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这些道理对足迹不出里门,识字也不多的继母,如何讲得明白?无可奈何,只好编一套说词。

“娘!”他说,“不是我不愿意做官。官场风波甚险,我又不会弄钱;接娘到仟上,没得享福,倒替我担惊受怕,儿子的心里怎能得安?倒不如在家粗茶淡饭,至少也让娘过几天清闲日子。倒不是好?”

“好倒是好!只是总说望子成龙,荣宗耀祖,你怕我替你担惊受怕,我就不跟你到任上去。”

“难道,”汤斌笑道:“娘在家就不会替我担心了?”

轩太夫人语塞,想了想说道:“官你还是要做的。你不做官,就少了一个好官,不可只为自己打算。既然你处处为我着想,将来等我跟了你爹走了,你可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

这几句话,说得汤斌肃然动容,“不可只为自己打算”,这话是何等襟怀!他站起身来答道:“娘教训得是!等儿子自觉出去做官,凡是艰难险阻,都有把握应付了,儿子一定听娘的话,做个荣宗耀祖的好官。”

有了复出的打算,汤斌课子越勤;因为只有儿子有了自立的基础,他才可以脱然无累,一心奉职,“我不是望你们早贵;少年要吃苦,苦则志定,将来不会失足。”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你们将来长成后,我未必还能教你们。所以我现在教你们的教法,跟别人不一样。”

平常人家教子弟,最重“开笔做文章”,这文章不是什么“班马文章”,是号为“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天地者宇宙之乾坤”之类的陈腔滥调八股文,学会了这样的文章,才可以进学、中举早早发达。

而汤斌不是,他课他的十四五岁的长子汤溥,十岁左右的次子汤浚,先读四书,以为立身之本,然后读《尚书》,让他们知道古代的典诰制度。读完这几部书,为学的基础,已经扎得很结实,然后才讲做文章,由他亲选的一百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古文开始,再读《史记》、《汉书》,及于先秦诸子。到最后才学“举子业”,也就是八股文。

但是课子越严,汤斌越觉得在性理之学上的功夫还不够;因此在康熙五年,他父丧服满的四十岁那年,赁了一匹驴子,直上到河南药门山的夏峰,从孙奇逢受业。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生来有快气,而内心谨饬笃行,以圣贤自期。前明天启年间游京师,与“东林”君子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定交;其时正是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奉圣夫人”客氏,秽乱宫闱、无恶不作的时代,魏忠贤的爪牙,包括冯铨在内,被称为“阉党”,专与东林作对。由于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因而兴起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惨死狱中,而阉党诬以受贿,向家属追赃,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代为募捐赎罪;对东林死难者的家属多方调护,一时侠名震动河北,有“范阳三烈士”之称。

孙奇逢自明末至清初,曾被征召十一次之多,而他不愿做官,只愿做事,屡次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保卫桑梓。后来为避流寇,迁住易州五峰山,亲戚故旧门生,相从的有数百家之多;守望相助,力求自保,同时日日讲学,又不尚空谈,注重力行,因此到了清初,称为“北孙南黄”,与余姚黄宗羲,并为海内儒宗。又与关中的李二曲,合称“海内三大儒”。

孙奇逢的为学,本于陆九渊、王阳明,而兼采程朱,从慎独上着手,在体认天理上下功夫、穷则励行,出则经世,真正能做到坦诚悱恻,言行一致。这些理论与实际,一向为汤斌所钦佩,所以趁壮年之时,不肯废学,特地到药门山中去亲承教诲。

药门山在河南辉县西北——这已是孙奇逢的三迁,由五峰山迁居新安县,由新安县迁居药门山,其时为顺治七年。两年以后,有个做工部郎中的马光裕,以药门山夏峰的一大片田园相赠,孙奇逢便辟了一座“兼山堂”作为讲学之所。以七十余的高龄,亲自率领子弟,躬耕其中;四方慕名来请益的,孙奇逢因材施教,同时分给困地,耕种为生,因此夏峰成了一片气象蓬勃的世外桃源。海内学者,为了尊敬其人,多称他为“夏峰先生”。

汤斌来受业的那年,夏峰先生已经八十三岁了,但精神矍铄,不异壮年。

到了夏峰,直登兼山堂上,道明来意,献上贽敬,是汤斌那位马氏夫人亲手所织的两匹细布,以及加工精制的两双布履、一顶暖帽;孙奇逢欣然接纳,却不肯受汤斌的大礼,他的理由是、一久慕汤斌是躬行苦学的有道君子,愿为切磋讲学的朋友,不敢当老师的称呼。

汤斌一片诚心,十分敬意,不由分说就跪了下去,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定下了师弟的名分。

孙奇逢确是看重汤斌,在松风白云之间,从容论道,隐隐然有传以衣钵的意思。但又劝他,说“内圣外王”,原无二致,只看各人的气质机遇而定;为学不宜独善其身,所以有适当的时机,还得出山;以圣贤的大道,见之于化民易俗的经世大用,更是弘道的要端。

“老师训诲得是!”汤斌答道,“家母也是如此教我。”

“这就是天理。令堂虽不曾读过多少书,只出于坦诚至性的话,自合乎天下之大道。因此,我常常劝人,要从日用伦常中去体认天理。”

讲到伦常,汤斌便觉心头自有一股无可言喻的温暖和欣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汤斌对这四伦,自觉一无所缺;各尽其分,雍雍和煦,真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如今得投这么一位老师,补足了师生这一伦,使得五伦一无所憾,岂非幸事!

除了老师以外,汤斌亦颇得友朋之乐,觉得同门师兄弟,没有一个不是令人心折不已的。最投契的是魏一鳌,字莲陆,他是明朝的举人出身,做过山西忤州知州,颇有惠政;去官之日,也跟汤斌一样,一匹马一个书僮,萧然回乡。

他的家乡是河南新安,也就是孙奇逢从易州再迁之地。等老师迁到夏峰,他虽不能移家追随,但隔一年必到夏峰,每到必有几个月的勾留;在夏峰他构筑了一幢简陋的茅舍,取“程门立雪”之意,命名“雪亭”。汤斌就受邀住在雪亭。

魏一鳌是汤斌的“大师兄”,年龄比他大得多;但用功之勤,与正在壮年的汤斌,一式无二。他精于史学,孙奇逢说他“上下古今,视千秋如旦暮”,因为有这样超脱的心情,所以对眼前的一切,都能视为浮云;汤斌原来亦是有意于史学的,在他这位“大师兄”处,很得了些益处。

第二个是赵御众,字宽夫,他是孙奇逢的同乡;真隶滦州人,中过秀才,因为绝意仕进,所以就不再应考。他很早就是孙奇逢的学生;为学的功夫,讲究“事心如事天”,经常念着两句诗:“垂名千古易,无愧一心难”。为此每日惴惴然,唯恐此心坠落;自我检讨不止于“日三省吾身”,自觉做错了一件事时,往往千方百计去弥补。孙奇逢曾拿他与汤斌并称,说“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而汤、赵二人与魏一鳌亦被公认为孙奇逢的三大弟子。

不久,又来了一个同门,是汤斌的同年好友,名叫耿介,本名冲壁;因为有“耿介拔俗”这句话,所以改了单名。他是河南登封人,顺治九年与汤斌同时成为进士,在翰林院时,与汤斌同住一间屋,彼此以淡泊宁静相砥砺,成为金石之交,情谊极深。

翰林院散馆,两人都授职检讨,只是分发的衙门不同,汤斌派在国史院,耿介派在秘书院。当顺治皇帝选派学行俱优的翰林出任地方官时,耿介亦在名单之中,被任为福建按察副使,辖区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瓯六府,经常出巡,事先下札,严厉禁止迎送馈赠,真正耿介拔俗,不愧其名。

到了康熙元年,由福建调到江西,做鄱阳湖东岸的“湖东道”。这个缺后来裁掉了,耿介因为治绩优,调为直隶大名道,辖区当河北、河南、山东交会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也是有名的烦剧难治之区:他的居官信条是:除积弊、革冗费、戒贪墨。恩威并用,政绩大着,是个响当当的清官。

在大名道任上,自然也遇着“逃人”的案子,而且因为地处冲要,比汤斌在潼关遇到的多得多,一年工夫,有三百多件,平均每天就有一件。

耿介也跟汤斌一样,认为“功今固严,曲其全由我”;三百多件“逃人”案,本地的百姓,没有一个牵连在内。光是这一项惠政,就使得属下百姓感戴不止了。

在任只有一年多,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丁忧告归。服满以后,家居不出;这年想起汤斌,由登封到睢州专诚访晤,登门才知道他“仕优而学”,到了夏峰。耿介也是久仰孙奇逢的,回里以后,摒挡就道,跟汤斌做了同窗。

汤斌接到消息,亲到山下迎候,接着了欢然道故,喜不可言。

三藩乱起,朝廷诏举贤才赴军前效力。这时最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个大学士熊赐履,奉旨主持此事。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他比汤斌晚两科,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也是个“道学先生”,由于皇帝崇尚理学,熊赐履深受敬重,他著过一部谈心性的书,题名《闻道录》,说“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这个议论很新奇,但其人之庸,也是可以的了。

他跟汤斌的理学,路数不同,只是汤斌并无门户之见,所以笃信程朱的熊赐履,对他并无恶感;问到左都御史魏象枢说:“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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