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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年纪较轻的，像朱彝尊则放到江南当副主考。
汤斌奉旨即行，随带了史稿，坐船由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总督李之芳，巡抚李本晟，都在码头上迎候；主考等于钦差，照例接入接官厅，将汤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报名“恭请圣安”。
“朕安！”汤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过这套仪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汤斌的同年，自然分外亲热，但巡抚李本晟是顺治六年的进士，官职比总督低，科名却比总督早，所以汤斌称他“前辈”，非常客气。
寒暄既毕，正副主考被护送到“公馆”休息；椅子还没有坐热，总督派“戈什哈”送来了一桌燕菜席；接着是杭州府的钱塘县知县，持着手本来谒见。
省城的知府称为“首府”，首府的第一县称为首县。凡有达官贵人莅省公干，或者路过，照例由首县“办差”，供应一切。这个规矩，汤斌自然知道；因而了解首县此来是谈办差的事，不能不见。
未见之前，得先邀副主考于觉世来谈一谈，“子先兄”，汤斌喊着他的号说，“三藩之乱，虽已平定，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浙江为人阎的要道，这几年平服耿精忠，大军由浙江经过，军需供应，颇费民力。你我该当体谅！”
于觉世是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六年的进士，科名既晚，又是副手，自然唯命是从，所以在了解汤斌的意旨以后，很爽快地答道：“老前辈莫问俺！老前辈怎么说，俺怎么听！”
“既如此，我就自作主张了！”
当首县的都是极能干的人，一见面先把汤、于二人恭维了一顿，然后请示：“两位大人有什么吩咐，尽请明示。”
“多谢老兄关爱。”汤斌指着簇新的湖色杭纺的门帘说：“贵县备办的东西太华丽了，实在受之有愧。等试事完毕，请老兄都收了回去；下科乡试，还可以用。”
首县一听，大为诧异。向来“办闱差”是件最苦的事，公馆中里里外外，都要新制；考完了捆载以去，还要首县出一张“甘结”，说是考官未曾白要地方的东西，一切供应，都已照实价付款。在闱期前后，多主需索，视为当然。独独这位汤主考，反嫌供应过于华丽，而且不愿带走，这是什么道理？
那首县灵机一动，自以为已默喻于心，便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是！”
“我曾两任监司，”汤斌又说，“对地方上的情形，也还不隔膜，公私交征，无非取之于百姓，本院如今正告贵县，行馆的一切伙食供应，我们自己备办。下人及闱中役使人等，如有藉故需索，或者委托代办事项，不照实付价的，请随时锁拿，或者告诉本院，一定严办。”
“是！”首县答道：“久仰两位大人弊绝风清，绝不致有此情事。”
“但愿无此情事。”汤斌正一正脸色又说：“不过贵县亦不得有任何摊派，否则本院要严参的！”
“是！”首县懔然应声，“遵大人的谕。”
口中遵命，心里另有打算；回到县衙门，悄悄封了三百两银子，派一个亲信家丁。送到主考公馆，叮嘱面交汤斌的管家。
去不了一个时辰，那名家丁哭丧着脸，跑回来跟主人说：“碰了老大一个钉子，差点被汤大人给抓了起来。”
“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送红包！”
首县深深透了口气，把户房书办找了来，关照他说，这趟“闱差”很省事，不可有任何摊派。此外也要当心，主考照例采风问俗，可以专折奏事；地方上有何劣迹，落入汤主考眼中，须防他参劾。
三场试毕发榜，杭州人大为惊奇，取中的寒士特多。
虽说“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场的风气，还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占便宜；即使有“辛西科场案”那样的大狱，闱中毕竟还不能没有关节，只是不如以前那样肆无忌惮。而况最公平的考试，亦不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所以卖关节的事没有，送关节还是有的；唯有汤斌是例外。
他自己绝不送关节，也不理房官送关节；凡是荐了卷来的，只凭文章定去取。富贵人家子弟的关节，归于无用，大家凭本事角逐，寒士的机会多了，相形之下，就显得取得多了。
出了闱，汤斌便即吩咐：“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老前辈，”于觉世这下可忍不住了，“西湖山水甲天下，俺还不知道西湖是在城里，还是城外呢！”
这一说，汤斌倒觉歉然，“既如此，我们自己载酒作一日之游。不必扰地方上。”他问，“你看如何？”
“俺听老前辈的。”于觉世答道，“索性不扰，一清如水。”
话虽如此，到底不曾瞒得住首县，陪着去逛西湖；汤斌拒绝不了他的人，却拒绝得了他的物，坚决不受首县的供应，自己叫厨子做了四样菜，带着一坛酒去见识了西子的面目。
等游罢归来，门生来谒见的，已不知多少，贽敬一大堆，多到上百，最少也有八两；汤斌不能叫于觉世不收，但他自己的那一份，却另有处置。
汤斌是这手来，那手去，收了富家门生的贽敬；分送给清寒的门生，勉励他们敦身立本，力学励行。那些寒士自是不肯收受的居多，害得汤斌费了好些唇舌，才得安排妥当。
闱事全部处理完毕，巡抚李本晟要尽地主之谊，约请正副主考作两日盘桓，第一天游山，第二天玩水，到一处名叫西溪的地方，看芦花，吃螃蟹。
汤斌说什么也不肯，坚持“事竣复命”的昭官正则；下一天上船，仍旧由运河回京。
汤斌未曾到京，皇帝已知道他在浙江主持乡试的经过了。
这是出于杭州“织造”的密奏——织造是沿袭前明的一项敝政，原由宫中直接指派太监，分驻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负责织制禁中所用的一切绸缎；清人废除了许多不当的供应，而织造却被保留。由于这是皇室的一个私人机构，所以由作为皇帝奴仆的内务府包衣掌管。织造的经费报销，与户部无关；工务亦与工部无涉。但在地方上，织造与总督、巡抚、将军、学政，几乎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织造是受命监督这些地方大员的。
江南富庶，是国家的要区；但离京师甚远，皇帝有鞭长莫及之苦。付托得人，自然不须烦心；如果地方大员贪污虐民，官官相护，则皇帝就无由了解实情，因此，利用织造为耳目，定下一套极周密的制度，可以使得皇帝在万里以外，了解江南和两浙地方官的一举一动。
这个制度是规定织造应将本地的政情，按时奏报。奏折必须亲缮，绝对不得假手于人；专差递到京城，交由指定的太监进呈。皇帝用朱笔批谕，有时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有时长篇大论，或者指示，或者垂询。批完发出，原折由原差带回，到满一年，将这些经过朱批的折子缴回，不得私留一件。
地方上可以专折奏事的，还有督抚、将军、学政；如果遇到天时变化，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奏报，如久旱之后喜雨，或者瑞雪初飘，要报明得雨几寸几分，得雪几天几寸，有时所报的各不相符，便以织造所奏为准，而从这个比较上，皇帝就可以知道，谁是所言不实，办事马虎？于是此人奏报其他政情，皇帝也持存疑的态度了。
杭州织造根据耳闻目见，奏报汤斌在浙江当主考，说是闱中弊绝风清，闱外一介不取，清廉公正，极其罕见。寒士而有真才的，无不扬眉吐气。当然，他不收清寒门生的贽敬，反助以膏火的这段美谈，也叙在密折内。
因此，皇帝对汤斌有着发自衷心的敬重。深信他是言行一致，不欺暗室的真理学，将他升为翰林院供读，选任为经筵讲官，表示承认他可作帝师。
不久，由于叶方蔼病故，徐元文罢职。汤斌又被派为明史总裁官之一，并受命纂修世祖实录。就这样由侍读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再升为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副总裁官，其时为康熙二十三年二月。
5 、特达之知
在汤斌升任内阁学士以后的四个月，海内最重要的一名巡抚出缺——江苏巡抚。
江苏巡抚本来是汤斌的同年余国柱。他是湖北大冶人，中了顺治九年的进士，授职为山东兖州府推官；康熙三年内升行人司行人，又做过一任山西的考官。到康熙十五年经过考试，授职为户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还有放出去办实际政务的可能，如“巡漕”、“巡盐”、京师中的“巡城”等等，而给事中则纯为言职，以明朝的惯例，在本科范围之内，有极大的发言权，所以余国柱当上了户科给事中，在筹粮筹饷方面，颇有建议，刻苦地方，以为军用，正当三藩乱起之际，他的才具颇为皇帝所赏识，同时也为明珠所罗致，很快地成为心腹。
当时的朝中，分为两大派，一派首领是索额图，满洲正黄旗人，为“顾命四大臣”之一的索尼的第三子；索尼的孙女儿，被立为皇后，所以索额图以勋臣而为国戚，颇见重用，康熙九年就已当到保和殿大学士。
明珠则出身“海西四部”中，最后被太祖征服的“叶赫”部，姓“那拉”氏，由侍卫起家，一直在内廷当差，虽居高位，但势力远不敌索额图。等到撤藩议起，索额图反对，明珠赞成，就这一个意见上的分歧，成为失宠与得宠的关键。强者消，弱者长。彼此的势力由分庭抗礼而凌驾以上，到三藩之乱将平定时，索额图自觉无趣，请求解职；至此，明珠就几乎没有对手了。
余国柱因为是明珠的心腹的缘故，官运扶摇直上，康熙二十年年底，由左副都御史，外放江苏巡抚；明珠的贪是出了名的，而余国柱则是他搞钱的第一号爪子，假公济私，自己也刮了好多钱。这样一个人到了富庶甲天下的江苏，自然饶不过地方，到任不久，就上了一道奏折，请求为苏州织造，增设机房四十二间，制造宽大的缎匹，想趁此机会，增加织造经费，以便从中侵吞。
皇帝有个特别的想法，能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