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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他自立门户，但仍为主人服役，身分待遇比平民低一等的“另户”
在关外，这些人无处可逃，只好死心塌地为旗人作牛马；及至随军入关，或则不堪虐待，或则思乡心切，纷纷逃亡。这一来，就损害了旗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京畿之地，前明皇亲国戚的“赐田”，多为旗下贵人所占，称为“圈地”的大片庄园，正需家奴照料，却忽而无人可用，更感恐慌。
因此，在顺治元年，就定下处置逃人的办法。一面在兵部设置“督捕侍郎”，四处八方抓逃人；一面规定处罚逃人的律例——一这律例中最不公平的是，对“窝家”的罚则，比对逃人本身来得重。最初定制：窝家正法；窝家左右的九家及甲长鞭一百，充军。即使逃人又复归其主的，亦是如此；但后来发觉，这一来，逃人纵有复归之心，但以不忍连累窝家，亦只好作罢，因而在顺治三年，改写“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徙，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该管官及乡约俱免罪。”但抓到逃人，窝家仍然处死，妻子家产没官，出首的人得分一份。
这样立法的用意，是要使得窝家不敢窝藏逃人，逃人失所掩护，不能不复归原处。至于逃人的罚则，抓到一次鞭一百，逃到第三次被捕，始行正法。同时地方官也有奖惩条例，自然是有逃人者罚，抓到逃人者奖。
纵然是这样严酷的刑罚，依然不能制止逃人之风；而执行督捕的官员，伤心惨目，魂梦不安，因此在上年有个有良心的督捕侍郎，上了一道奏疏。汤斌曾经读过好几遍：
窃思籍没非良法也！尝按律例，藉没止以处叛逆，而强盗已不预焉。独窝进律例竞籍没，行之数年而未改，岂窝逃之罪，尤重于强盗乎？抑以初时，见逃人之多，故法不得不严耳！今且十一年于兹，其民之死于法、死于牵连者，几数千百家，而究治愈为，选者念多，其故何也？盖今日之选者与初时异，初时人自盛京而来，谁无父母妻子之思？而为之家者，见骨肉乍归，谁无天性难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选者为真选，窝者为真窝。自投充之门开，而所逃者不皆“东人”；自“放假”之事，而逃者不尽私往。甚有逃人乘机害本主，通同以居奇，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是逃者未必真逃，窝者亦未必真窝也
此刻在汤斌手里的一件案子，就是“假逃”，作用是在勒索一家富户。
这一案中的主犯，名叫莫武成，他做旗下家奴是自愿的。满洲人由外带来的家奴，称为“东人”；入关以后，自愿认旗人为主，名叫“投充”。最初是因为畿辅良田，尽为满洲人所圈，贫苦小民，无依无靠，准予充满人为奴，代为耕作，吃一口苦饭。但从来有些无赖，想利用新贵的权势，质身投靠，以旗下为护符，凌逼官府，鱼肉乡里；甚至将他人的田产，冒充为自己的产业，献给满洲主人，这叫“带地投充”；其实是比强盗还狠毒的强占豪夺。莫武成就是这样一个在保定府“带地投充”正蓝旗郑亲王府的坏蛋。
这些“投充”的坏蛋，作恶的花样极多，最阴狠的一招，就是利用窝家治罪，重于逃人的律例，勒索殷实巨户。如果原是相熟的亲友，自然“欲加之罪”，更为“有词”；即今素昧平生，亦不妨托词投宿，等他一进了门，立刻便有人接踵而至，说他是逃人，指那富户是穷家。这是杀头充军，家破人亡的罪名，被指为窝家的富户，自然害怕，于是予取予求地勒索够了，悄悄而去。因此，这几年稍有身家的人家，对于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不敢收容，就为的行了好必无好报，怕惹火烧身。
这莫武成在保定就干过这个勾当，到了陕西如法炮制—一他是奉命到汉中办事，回程经过同州，串演了一次“假逃”，被勒索的富户不愿“私了”，那就只好送官，由县两府，马呈祥虽知其中不无冤屈，但以逃人的案子，关系重大，不敢擅专，将案卷连人犯，一起移送上来；前任潼关道审理了两个多月，尚未结案，奉旨调职，便把这件棘手的案子，移交了下来。
汤斌在京师当了三年翰林，这种逃人的案子，常听人谈起；其中的黑幕，十分熟悉。所以稍加推敲，便知是极大的冤枉；他在想，凡是串演“假逃”，必有同谋，独脚戏是唱不起来的，要为这家无辜富户洗刷冤屈，主要关键，是在把同谋的人找出来。
他问承办这一案的“刑书”——刑房书办张桂文：“出首告官的钱地保，与这家姓邢的大户，平素可有冤仇？与私逃的莫武成可是素识？钱地保如何得知邢大户家有逃人？这三点须得查问清楚。现在看供词中，没有片言只字道及，你如何不提醒前任的大人？”
“前任大人刚愎自用，向来不喜人进言。所以书办不敢多说。”
这与汤斌打听到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任潼关道一向信任书办，怎说是“不喜人进言？”明明是张桂文的推托。然则其中必有缘故了！
这时他还不敢就认定张桂文与此案有干系，只这样说道：“我与前任不同，你们如有所见，尽管直说，说错了也不要紧。”接下来他又吩咐，“我此刻就要提邢大户来问，你传话下去！”
于是汤斌就在花厅里传讯邢大户——凡是做地方官，必须精于相人；汤斌对此道颇有研究，一个人的善恶，入眼便知，看那邢大户，长脸高颧，眼不旁顾，是个正直而近于偏执的人。
照例问了姓名、年龄、籍贯，听邢大户陈述案情。他是同州的大地主，平素乐善好施，见义勇为，深得地方乡里的敬重，但因性情耿直，不免也得罪了人；然而这件案子，据他自己说，并非挟仇诬害，纯粹是敲诈勒索。
出事的那天下大雨，傍晚时分，有个口操北音的陌生人到邢家求宿，浑身湿得像落汤鸡。邢大户家是有规矩的，凡此不速之客，招待一宿两餐，分文不取；倘或是缺少路费，或者有病在身，格外加以照料，此人衣履尽湿，庄客便拿了衣服替他换；换下来的衣服替他烤干，就在这时候，钱乡约到了，一进门便求见邢大户，说有人密告，邢家窝藏“逃人”。
邢大户跟钱乡约很熟，只当他是开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些，邢大户不悦，言语之间，起了冲突。钱乡约似乎也生了气，自己动手搜查；看到那两件湿衣服，查问原主，庄客还不及回答，钱乡约已从湿衣服的口袋中搜到一张水迹淋漓的纸，字迹却还可辨，是一通郑亲王府所发的文书，记载着派了一个名叫莫武成的家奴，到汉中公干，请沿途关卡予以方便。
于是钱多约和邢大户的脸色都变了，一个是翻脸不认人，一个是吓得目瞪口呆。同时原先看见生人，自己躲了起来的莫武成，也挺身而出，哀求钱多约“高抬贵手”。这一下真赃实犯都具备了。
由此展开谈判，钱乡约的姿态又一变，劝邢大户将那密告的人安抚下来。如果只花个千儿八百银子，邢犬户倒也认命了，无奈狮子大开口，简直就是要把他赶出门去；大片家业，拱手让人，邢大户自然不甘。结果闹成僵局，不能不告到当官。
听到这里，汤斌已经了然，伺题的关键，是在那个密告的人身上；而原卷中一直不曾提到这个人，岂不可怪。
“钱乡约到案没有？”他问张桂文。
“全案人犯都已移到。”
“提钱多约！”
钱乡约是个獐头鼠目的矮子，不要说是汤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此人绝非善类。汤斌平静地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转入正题：“那密告的人是谁？”
“是小人的一个邻居，叫何小二。”
“何小二人在哪里？”
“回大人的话，何小二逃走了。”
“怎么？”汤斌大为诧异，“他怕什么？为何要逃走？”
“小人也不明白。”钱乡约的眼神闪烁地说，“据他家里的人说，有人拿着刀去威吓何小二，说他不该密告邢大户家有逃人，害得人家性命都要不保，叫何小二自己出头，说密告是诬告，并无其事。何小二不敢这么说，只好逃走。”
话还未毕，邢大户气急败坏地喊了起来：“青天大人！他，他是血口喷人。”
“咄！”张桂文喝道，“不准咆哮！”
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亦是天理，汤斌对这张桂文假借“咆哮”两字威吓邢大户，颇为不满，但亦不愿当面呵斥，只摇摇手阻止，让邢大户说话。
“青天大人，”邢大户说，“小人只为这个性子生得不好，性子耿直，言语上得罪乡邻是有的，却不敢昧着良心做坏事；如果不是平日心太热、喜欢朋友，也不至于会有这场麻烦。平空受了冤屈，如今这钱乡约反倒暗指小人买出人来去恐吓何小二，这是冤上加冤，小人万难心服。青天大人公侯万代，若不替小人伸冤，这世界上哪里还有好人过的日子？”说到这里，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同时“咚咚”地磕着响头，额上立刻凸起一个又红又青的大包。
“你不必如此，我一定秉公办理。你体再哭，一哭我不好问话。”
“是，是！”邢大户含泪答应，强忍悲声；只是喉头哽咽，不断抽噎，那声音越发令人感到悲酸。
“姓钱的！”汤斌继续再问，声音威严而神态平静，“本道不听你一面之词。就事论事，你的话也着实可疑。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实话！”
“小人句句是实。”钱乡约一口咬定，死不肯吐实。
“是虚是实，我自能知道，有本人问本人，本人不在，问证人，证人也没有时，”汤斌指着胸说，“我还有一颗心，不偏不倚，平心静气去体察，何愁真相不明？如今我问你，这何小H 家中有什么人？”
“有一个老子，一个哥哥！”
“他家是何人当家？”
汤斌这一问的意思，容易明白，是要传讯何家的当家人；于是张桂文抛过一个眼色去，钱乡约会意，当即答道：“是他家老头子当家。”
那两人的一番勾结，都落在汤斌眼中，知而不言，另有计较；抬眼朝廊下一看，差役中有个年轻小伙子，浓眉大眼厚嘴唇，样子长得极其憨厚，便向张桂文问道：“那黑大个儿叫什么名字？”
“叫张又飞。”
汤斌笑了，“看模样倒像是又一个张飞。”他便喊道：“张又飞！”
“喳！”张又飞大踏步跨了进来，双膝一弯，顿时听得砖地上“咕咚”一响，就像半截铁塔矗立在那里。
“张又飞！我派你到同州去一趟。”汤斌照案卷所开何小二家的地址说了一遍，先问他：“你可记得住？”
“我记得住。”张又飞复诵了一遍，果然不错。
看来，脸笨心不笨，汤斌大为高兴，“这里到同州有多远？”他问。
“不远。几十里路，一口气就走到了。”
“那好，你此刻就去一趟，明日午堂候审。”
汤斌料到何家是老大当家，所以这样吩咐；传他午堂候审，则一早动身，审完可赶回家去，免得携带盘缠于粮，这是极容易做到的“便民”。
遣派了张又飞，汤斌嘱咐将其余嫌犯还押候讯；同时再一次安慰邢大户，说是只要无辜，定可无罪。邢大户自然感激不尽，那张桂文却大起恐慌，将公事勾当完毕，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看户房书办仲传武。
这件传武就是马呈祥所指的“不法吏”，六房书办无形中听他和张桂文两人的指使；是同州一带有名的“文武两判官”，武的比文的更凶更恶，是这一伙城狐社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