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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伞兵空降的同时，地面上炸起了烟雾弹，很快，演练场就被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降落伞刚刚落地，演习总指挥周至柔就向主席台报告：“空降部队准备完毕，请求发起进攻！”，蒋总裁把手一挥：“开始攻击！”，顿时，冲锋号响起、枪炮声大作，嘉宾和记者们纷纷赞叹：“动作真快呀，真是神兵天降”。
其实，这个“行动神速”的过程是哄人的，表演跳伞的和表演进攻的并不是同一批战士。伞兵空降以后的散落面比较广，在短时间之内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战术集结，于是，部队就在演练场四周挖了许多战壕，空降人员落地以后，只要借着烟雾跑进附近的战壕里趴着就行了，“攻击行动”则由预先准备好的机降分队负责实施。
随着烟雾逐渐散去，实弹演练场露出了狰容。
“战场”上布设了八道屋顶式铁丝网，一米二高、一百米长、四十米宽，铁丝网的前面是壕沟，壕沟的前沿是“敌方阵地”。也就是说，突击部队将要通过八道铁丝网、越过八道堑壕、攻破八个防御阵地，最后占领敌方据点。
攻击令发出之后，伞兵们从己方战壕出发，采用“低位进攻”的姿势，以滚、爬动作钻进铁丝网。与此同时，轻重机枪、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火力掠过他们的头顶，猛烈地射向敌方标靶，迫击炮也开始轰鸣，打得对面工事上的木头和砖头乱飞。攻击部队通过铁丝网、跃入堑壕之后就投掷手雷、然后冲进敌阵地用冲锋枪扫射，再然后，掩护火力又向前延伸，伞兵们又钻进了下一道铁丝网……
外行看热闹，记者们都为那些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的突击队员们捏了一把汗，连连惊呼“真勇敢，真了不起”。可实际上，进攻动作并不难完成，只要有足够的胆量，谁都可以去钻那个铁丝笼子，真正考量技术的是实施火力掩护的射手们，机枪和火箭筒的弹道必须控制在一米三到一米五之间（这也是战车和“装甲汽车”射击孔的高度），既不能打到铁丝网、还要准确击中敌方目标，真是不容易办到。
四十分钟后，伞兵们终于在弥漫的硝烟中占领了敌人的据点。虽然有两位士兵不幸阵亡（一个是被跳弹打死的，另一个是被迫击炮崩起的砖块砸死的），但观礼台上的嘉宾依然对演习的效果十分满意。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在阅兵典礼上看到实弹演练，记者们对这种“逼真的表演”感到特别新奇，以至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对“战场景象”的描绘远远超过了对“蒋委员长国庆讲话”的报道。
说实话，那一天，蔡智诚也弄不清楚蒋委员长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老先生在台子上满嘴的奉化方言，嘟嘟哝哝地讲了半天，台底下的人却不知所云。蔡智诚只听懂了一句“继往开来，继往开来”，回来以后问李行：“除了继往开来，蒋总裁还说了些什么？”，李行笑着回答：“一个继往开来的任务已经够艰巨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原来，他也没整明白。
蒋委员长训话
阅兵之后，别的官员都走了，只有陈纳德将军兴致勃勃地跑到伞兵总队来视察。
不过，严格地说，这时候的陈纳德已经不是将军了，应该称为陈纳德董事长才对。
抗战结束之前，原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少将就辞职回国了。在中国的时候，这位飞虎队的领袖一直是民众的崇拜偶像，可回到美国以后，居然没有人愿意搭理他、就连他老婆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出惯了风头的老头子觉得十分失落、十分郁闷。结果，一生气，他就离了婚、又跑回中国来了。
这次回来，老陈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十架旧飞机，敲敲打打修好了以后，又把原先飞虎队的部下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民用航空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从此不当将军改当了董事长——因为陈纳德名字的起首字母也是C，所以人们弄不清这“CAT”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陈纳德航空公司”，再加上老陈头本来就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物，于是就将错就错了。
可话又说回来，这“陈纳德航空公司”还真不能算是单纯的“民用航空公司”。从“CAT”成立之日起，它就始终帮着国军打内战，从46年到50年，各大战场上空都有“CAT”飞机的影子，除了没有直接扔炸弹，其他的任务几乎全都参加了。比如这次双十节阅兵，伞兵空投时乘坐的运输机就属于“CAT”，头一架飞机的领航员还是由陈纳德本人亲自担任的。
46年10月，正值陈纳德董事长“商场情场双丰收”的时候，他到伞兵部队来视察，身边也陪着那位中央社的女记者。当时，陈香梅还没有嫁给陈纳德，可南京上海的报纸早已把这件事情炒的沸沸扬扬，都说是“盖世英雄爱上绝世美人”什么的，搞得一帮年青军官们对故事中的女主角十分神往。等亲眼见到了真容，大家才知道，所谓的“漂亮美人”其实是个“美国话说得很漂亮的女人”。
蔡智诚对陈香梅女士说美国话的本事十分钦佩。因为他自己的英文水平是只能看、不能念的，而11月份，伞兵总队将选派一批参谋到北平参加赴美留学前的集中培训，这时候，如何能听懂美国教官讲授的专业内容就成了困扰蔡智诚的一大心病。
1947年，国民党军计划派遣2200人留美，其中空军的名额就占了将近一半。这些人分属于空军的各个系统，进修的方向也不一样，但却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只进过中国的学堂、不知道外国学校是怎么上课的。因此，空军司令周至柔就想了个办法，让“留美预备生”在北平集中培训三个月，请美国人当教官，仿照美国军校的模式进行管理，实际上是搞一次出国之前的适应性训练。
伞兵总队最后确定了留美的十六人名单，其中有钟汉勋、蔡智诚、李行和莫永聪，而刘盛亨等人却落选了。原本挂靠在参谋处的“留美预备班”也宣布解散，蔡智诚由见习参谋改任“总队直属特务队”的分队长，军衔也由少尉升为了中尉。
可巧的是，这时候正遇上伞兵换装，所以，蔡智诚刚刚摘下陆军少尉的肩章、立刻就穿上了空军中尉的行头。
46年以前，“远征军”和“驻印军”（伞兵属于“远征军”）穿戴的是进口的美国军服，那衣服虽然比较正宗，但毕竟是按欧洲人的身材裁剪的，穿在中国兵的身上、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而且，美国货的数量有限，就连十八军、七十四军这样的嫡系主力也穿不上，因此，直到1946年底，新军服实现了国产化，各整编师才终于全部换上了新式样的“美式军装”。
大换装以前，国民党伞兵除了“胸牌”（一个镶红边的布质标识牌）以外，其他的服饰全都是陆军样式，46年10月以后就改成了空军制服。其实，内战期间的国民党陆、空军军装的款式差别不大，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这是陆军尉官服。46年10月以前，蔡智诚穿的就是这种款式
这是陆军校官服
这是空军尉官服，46年10月以后的蔡智诚改穿这个。可以看出，空军尉官制服与陆军校官服十分相似，这大概代表了陆军和空军的地位。
陆军的大帽徽。
空军的帽徽和胸牌。蔡中尉戴上面那个帽徽，但不挂下面这个胸牌。
伞兵胸牌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找到实物照片，只好用图代替），实际上就是把空军胸牌上的国徽换成了降落伞
陆军的肩章
空军的肩章。可以发现，陆、空军校官肩章的差别较大，尉官的差不多
蔡智诚，小中尉，只能戴这个
好了，换上新军装，打扮齐整，蔡智诚就该去北平上学了。
“军官训导大队”设在北平的南苑镇（现在属丰台区）。当时，北平有两个机场，西郊是民用机场，归“中航”和“华航”使用；南苑是军用机场，有夜航指挥塔，驻扎着空军一大队（B—25C中型轰炸机）和四大队（P—51D战斗机）的各一个中队，另外还有个六大队，装备的是日本的轻轰炸机和运输机，虽然机型很杂乱、却一天到晚忙碌得很，每天都载着达官贵人的家眷到东北去倒腾黄金白银。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南苑镇就是个大兵营。这里的驻军很多，既有中国兵也有美国兵，这里的居民也大多是退伍兵或者是军属，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驻军多，南苑人说话有点南腔北调，没有那么浓的北平味，由于驻军的历史久远，南苑镇的商铺买卖也多与兵营有关。
这里最常见的行当是小饭馆子、大澡堂子和缝补摊子。每天下午训练完毕，吃不惯馒头窝头的南方军官们就到镇上找一家饭馆，点几样酒菜、吃两碗米饭，然后踱进澡堂子里。伙计们自然会把军服送到缝补摊上去，估摸着晚点名的时间快到了，澡堂的老板就把军官请起来、递上一根烟，这时候，洗过的衣服已经烘干了、磨破的袖口已经补好了、揉皱的裤脚也已经熨平了，大家消除了白天的辛苦、穿着铮亮的皮鞋回营去，那感觉真是舒坦极了。
李行和莫永聪能够在澡堂子里呼呼大睡，可蔡智诚却不行，他在那种地方睡不着，所以总是带着一本书、趴在床上看。
训导大队分成十个队，伞兵总队和通讯、气象、防空、警卫部队的人分在一起，所学的课程涉及辎重、工兵、交通、爆破、战术、防毒、地形、情报和无线电等方面，教材是由美国人选定的，采用“混合教学方式”上课，先由中国教官做一遍指导、再由美国教官讲解同样的内容，学员们可以从中揣摩到两国之间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异。
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谋业务主要是算帐，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资、多少兵力，再算算对方有多大力量，然后才考虑怎么办；而中国教官一上来就让大家判断敌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如何以长击短。
46年年底，正是国军在各大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大举出击，向中原、苏北、鲁南、冀鲁豫、华北、西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作战目标几乎涵盖了共产党的全部根据地。有一天，陆军大学“战术研究院”主任游凤池中将到训导队来做报告，他对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评价很高，认为“流寇每获负隅则易成功，一旦流窜则归于失败”，所以必须“中央突破，全面开花”，一举铲除共产党的粮食产区和兵源补充地，“使其陷入无依托的流动作战”……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鲍威尔少校却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笔帐，觉得蒋委员长的办法不科学，按他的计算结果，国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资源、只能供应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围歼主力、只是抢占地盘，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个小半年，国军就没有机动兵力了，到时候共产党真的跳出外线“流动作战”，招架不住的不是共军、反而是国军。
游凤池急了，搬出历史经验教训，从太平军讲到红军、从石达开讲到毛泽东，反复证明“共产党离开根据地就是死路一条”；而鲍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