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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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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东战场为例,46年年底,粟裕兵团放弃华中根据地、与陈毅兵团共同组成了华东野战军,兵力更为集中、机动范围更大,从而可以攥紧拳头、打击处于分散状态的国民党军——46年12月,解放军在宿北战役中歼灭整编第69师;47年1月,在鲁南战役中全歼整26师、整51师和第1快速纵队;2月,在莱芜战役中又一举歼灭整46师和第73军,并俘虏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新记录。

三个月之内被消灭了十五万人马,薛岳长官明显不是粟裕司令员的对手,蒋委员长无奈之下撤消了徐州绥靖公署,改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华东和华中(徐州、郑州)的战事。

“徐州陆总”的设立,标志着国民党“全面进攻”战略的结束,也标志着“重点进攻”阶段的开始。  

当时,顾祝同有两个任务,首先是“黄河归故”——抗战期间,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决口的黄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苏形成了千里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计划重新合龙花园口,使黄河恢复故道、让灾民回归家园。

这件事从民生角度来讲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事上。

黄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断流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干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而现在,一旦河水“归故”,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势必将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从而在军事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项工程从“国共和谈”到“全面进攻”时期都没有能够办成,一直拖到“重点进攻”的47年3月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刘邓大军于1947年的雨季离开根据地、挺进大别山,除了战略上的主动选择之外,其实也有受“黄河归故”影响的被迫无奈)

“徐州陆总”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这件事,一开始干得也不错。

在当时,顾祝同的手下真可谓是兵强马壮——二十四个整编师、四十五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整11师和第五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

很快,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

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

3月15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部队也已经到位。可到了18号,地面部队逼近延安的时候,胡宗南只是命令轰炸机起飞作战,却没有让伞兵出动,特种部队最后无功而返,于3月底回到了南京。

这次行动夭折的原因,西安绥靖公署的解释是“走漏了风声,延安方面已经有所察觉”——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从《汪东兴日记》上看,当时,解放军在延安机场挖了壕沟、布置了警戒部队——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号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依然坚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泽东主席最后还是经飞机场撤退的,真是够有胆魄!

当时,伞兵的行动计划十分保密,甚至连参谋处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蔡智诚当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从济南回来以后,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团的工作队、参与对付“闹事”的学生。

帮三青团干活属于“特务工作”,可以领取“特别费”,但这笔外快其实并不好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学生们的情绪又很激动,稍微有点良心的军警都会感到左右为难、无从下手。

整个三月份,“蔡特务”都在为了沈崇的事情和别人吵来吵去,直到美国强奸犯皮尔逊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学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谁知道,四月中旬,学生们又开始上街游行了,这回的抗议主题换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甚至连大学教师也参加了进来,还打出一个很有名的横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饥饿”运动是内战期间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民主风潮,因此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有利的敌后战线”。这场运动最初发端于47年4月,正式爆发于47年5月,并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底,运动的主力军始终是全国各大学的师生。

大学师生们为什么要带头闹事呢?算一笔帐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为例。47年4月,该大学普通教员(助教)的月薪为100万法币(蔡中尉此时的军饷为60万法币),这笔钱如果全部用来买米,可购糙米400斤,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六百元;如用来买肉,可买猪肉100斤,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元;但若是用来购买黄金,即便按照47年“黄金浪潮”的黑市最高价,也可换得纯金55克,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元。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生活物资方面,物价高的情况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内战,战争的兵员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匮乏,战争的破坏又使农田荒芜,造成粮食产量下降。战争阻断了城乡之间的交通,使农副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市场,随着战局的恶化,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也就越来越高。

这样的物价对有钱人的影响不大,肉价再高也触动不到富翁的神经;军政人员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在军队里吃饭是不花钱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时间内也有办法,因为只要胆子大一点,多到乡下去跑几趟,就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粮食。真正难以承受压力的是社会工薪阶层和大学的师生们。

1947年,“中央大学”的学费是每学期二十五万元法币,政府每个月发给学生八万元生活费。在3月份以前,大学生依靠国家补贴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现在却不行了,随着粮油价格上涨,4月份的伙食费需要十万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学生伙食费为14万元,更高),这样一来,学生们到了月底就要饿肚子了。

单身汉的大学生吃不饱,需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也不得不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虽然政府向大学教员低价供应美国糖果、牛奶和面粉,但教授们都知道那是嗟来之食,既不能保证长久也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坚决不领美国食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必须停止内战。

于是,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抗议者提出了十几项要求,有的比较天真(比如要求“将教育投入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5%”),有的却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师待遇,要求学生的生活补贴费用随物价水平上调)。刚开始的时候,游行队伍还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喊喊口号,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却突然发生了恶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动起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万名师生齐聚首都,准备到“国民大会堂”举行示威,结果在中山东路遭到军警的野蛮殴打,一百多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捕,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游行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在中山路口争抢高压水龙,随即发生血案。

从这一天起,“5。20运动”就伴随着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席卷全国,运动的口号也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这天,从山东传来了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

内战以来,整74师一直是华东战场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重点进攻”的这两个月里,他们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战”的名声已经盖过了骄傲自负的第五军和谨慎保守的整11师,一举成为国军中功绩最为显赫的王牌主力,蒋委员长赞誉他们“代表了革命军人的精神”,甚至认为“只要有十个74师,三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就在前方“连连告捷”的时候,这个“革命军人的标志”却突然被消灭得干干净净,这不免让大家惊愕万分。

整编第74师是在国民党军处于进攻高潮时期被歼灭的,这使得它的灭亡不象其他“几大主力”那样狼狈,甚至还带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在当时,伞兵总队组织军官进行了相关讨论,蔡智诚他们并不清楚战场上的详情,只是从通报上看到74师是“被敌重兵合围”、“弹尽粮绝”、“力战而亡”的,因此认为其失利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友邻部队应变失措、救援不力;二是整74师携带的弹药基数太少,难以应付孤军作战的局面——直到这个时候,军官们仍然不愿意承认,人民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战胜国民党精锐主力的程度。

伞兵之所以讨论整74师的教训,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开赴徐州的命令——随着战局的恶化,原本“扈卫首都”的空军特种部队也要被投入战场了。

也正是这道命令宣告了蔡智诚的留学梦的破灭。

5月22号下午,参谋处长刘农畯传达通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伞兵部队原定1947年的留美计划停止执行,留待48年度另行安排——听到这个消息,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一年多来,“留美预备生”们时刻都在盼望着能够出国进修,谁知道,就在行期临近的最后关头却发生如此变故,真让大家欲哭无泪。

直到多年以后,蔡智诚先生还在感叹:“如果张灵甫晚一个月被消灭,我们就可以出国了,那正好可以避开内战……”

5月24日,伞兵总队奉命离开南京,这时候正值“5。20运动”的高潮。

这一天,全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国民政府镇压民主的暴力行为,来自华东各省市的学界代表聚集南京,慰问受伤学生、声援民主运动。一时间,中山大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人们用抗议的横幅、用反战的口号、用“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欢送”着走出军营的官兵。

伞兵部队在群众的咒骂声中艰难行进,大家都显得灰溜溜的。莫永聪郁闷地问同伴:“咱们到底为什么打仗?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是为了消灭他们?”

蔡智诚只好苦笑着回答说:“为了国家,勉为其难吧……”

“不管民众,只顾国家”,这就是蔡智诚当时的心态。

内战不得人心,这是国统区里的每个人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当初挑起战事的时候,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他们原以为半年之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结果一年下来,前方陷入僵持,后方混乱不堪,政治糜烂、交通阻塞、农业破败、商业崩溃、厂矿企业的开工率不足20%。社会上民不同心、政府里官不同德,经济状况和国民情绪甚至不如抗战最艰苦的那几年。

人民反对内战,因为内战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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