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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艺文志》，《尉缭子》被归为杂家，共二十九篇。今天能够看到的，只剩下五卷二十四篇了。《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姑略述其可特异之处。
最能体现尉缭兼合法、儒、墨、道之说的，是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曰：“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又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
尉缭论治军，尤重明赏罚。“凡诛赏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此一观点尚算得上堂堂正正。然而，尉缭对诛杀的作用过分夸大，至有“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之论，怎么看都有点邪派武功、走火入魔的意思。
尉缭象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书中，为他的读者（现在或未来的将军们）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神格化的将领形象。“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为将者一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自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宋元丰中，颁行武学，《尉缭子》与孙、吴二子、司马穰苴《兵法》、黄石公《三略》、吕望《六韬》、李卫公《问对》一起，号为《武经七书》，成为研习兵法的标准教材。
实则，《尉缭子》不仅仅是一部兵书而已，其对政治和哲学也时有涉及。如“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其洞察识见，犀利高远，非大师不能道也。又如“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矣。”比起《国际歌》里所唱出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其行动主义者的思想，足足早出了两千余年。
至于书中所言如何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皆属细枝末节，非所大者，不再一一列举。经此一番浮光掠影，或许有问，既然足本《尉缭子》有二十九篇，那为什么当时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这十二残篇又分别是哪些？
我们有理由相信，蒙恬只看到了十二残篇，是因为当时尉缭的确也只写了十二篇。而这十二篇，应该分别是《尉缭子》卷一的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五篇，卷二的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五篇，卷三的治本、战权两篇。其余的十七篇，则是在尉缭到了秦国之后，专门针对秦国和嬴政的需要而补写的。补写部分包括卷三的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三篇，卷四的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卷五的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另外五篇如今失传，姑且不论。
我们可以看到，补写部分都是军令。比较《孙子》等兵书来看，《尉缭子》中之所以会大量出现这种机械的、刚性的军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向尉缭下定单约稿。毫无疑问，这个约稿者便是嬴政。这些军令，当是后来尉缭在担任秦国国尉时，主持编撰并向秦军上下颁布的军规定令，后一并收录入《尉缭子》书中。（注1）
从《尉缭子》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尉缭的超常智慧，以及其对秦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让人费解的是，尉缭这样的高手，他的故国魏国为什么不能留而用之？待我们翻阅魏国的历史，却又不禁释然。把高手赶到别的国家，一向是魏国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战国七雄，魏国最强，人才也是最多。遥想文侯当年，李悝变法了，强匡天下，威行四海，诸侯臣服。然而，前有商鞅、吴起、张仪、范睢，今又有尉缭，皆不世出之英才，只要魏国能留住其中一人，国运也许便会从此改写。可惜可叹的是，魏国却大方地将他们拱手让人，最终沦为鱼腩之国，也算是咎由自取了。（注2）
〖注1：《尉缭子》中最早写就的十二篇，在尉缭入秦后，根据形势需要，应该也做了相应的修改。比如在將理篇里道，“今夫系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其田业，贾无不离其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其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当是针对秦国重狱任法的有感而发。治本篇云，“苍苍之天，莫知其极；霸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能明其世者，谓之天子。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也可视做是对日后嬴政统一六国、开始行天子之事的提前的理论准备。
注2：关于《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学者怀疑为伪书，然而，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其中便有古书《尉缭子》，足以证实《尉缭子》确为战国时代之著作。〗
【4、名士作派】
蒙氏一门，在老天牌蒙骜死后，并没有衰败下去，反而更加显赫。蒙骜的两个儿子，蒙武为将军，蒙嘉为中庶子，皆身居要职，位高权重。而蒙氏第三代中，又出了蒙恬蒙毅兄弟俩，皆是龙凤之材，况且，此二小子和嬴政关系密切，甚得嬴政爱宠，虽然目前官位尚且卑下，日后造化却未可限量。
除了王室嬴氏之外，秦国最显赫的家族就数蒙氏了，而且可以预料的是，这种显赫还将一直持续下去。这个时候，日后在中国炙手可热、呼风唤雨的李氏家族还没有壮大起来，此时的李氏，李由李瞻还没长成，全靠李斯一个人在撑门面，自然远远不能和蒙氏相提并论。
对一般人来说，能够有幸成为蒙家的坐上客，或者能够得到邀请，到蒙家参加个派对什么的，就已经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值得狠狠地对人夸耀。而这回，一个老者的来临，竟然由蒙恬亲自为其牵马开道，蒙武、蒙嘉、蒙毅都到门口恭候迎接，这样隆重的礼数，在蒙家是少有先例的。尉缭十足名士派头，应对自如，好象是早已习惯了这种被人尊崇的待遇。
蒙家将尉缭奉为上宾，一门精英，皆执弟子礼，向其求教兵法，尉缭却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今天天气哈哈哈。
蒙嘉看不惯尉缭的做派，私底下抱怨道，“所谓客来三天，服侍主人。好个老朽之物，如此不识抬举。问而不答，留着又有何用？轰走得了。”
蒙恬反驳蒙嘉道，“敢问叔父，尉缭凭什么有问必答？”
蒙恬虽然年纪还小，蒙嘉却已经对自己的这个侄子颇为忌惮。早在蒙骜还在世的时候，就曾当着两个儿子的面，对蒙恬大加赞叹道，“汝二人不足道，日后光大我门者，必此小儿也。”从此，蒙恬在蒙氏家族中便占有特殊的地位，一直被当作蒙氏家族的接班人，悉力栽培，他的意见，有时候连他父亲蒙武也不敢忽视。
面对蒙恬的反问，蒙嘉也是一愣。是啊，凭什么呀？尉缭这老头，不贪色，不好酒，不爱财，在物质方面几无要求，从来蒙府到现在，最多也就是蹭了他蒙氏几顿饭而已，谈不上欠他蒙氏什么，他又不象别人，有求于他蒙氏，凭什么必须对他蒙氏必恭必敬，言听计从？
蒙恬再道，“尉缭，天下名士也，非世俗凡人。纵大父复生，不能以威夺之，不能以势凌之。今欲求其学，当诚心正意，事之无倦，或能终得其诲，也未可知。”
蒙恬侍奉尉缭越发恭谨，又以老子为喻，请尉缭续写其书，以传后世。
当年，老子西游，欲遁世灭迹，为关令尹喜强留。关令尹喜知道老子这一去，将不复见于人间，如不能对其智慧进行抢救性挖掘，将是全人类全天下的损失，乃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尉缭大笑道，“小子亦欲强我乎？老子隐可以。”说完便欲拂袖而去，蒙恬苦苦挽留，从此绝了再让尉缭开口或动笔的心思。
第四章 久违的韩非
【1、太后的提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向天下放出了要兴兵灭亡韩国的消息。韩国接到消息，聚群臣共议，群臣莫不响震失色，以为这回真的是狼来了。
当时，天下七国，韩国最弱。最弱也就罢了，偏偏其地理位置又和秦国紧邻。在秦国的卧榻之旁，酣睡是不指望了，只要每天能有觉睡，哪怕只是打个盹，韩国也就基本知足了。是以，多年来，韩国一直对秦国俯首称臣，象傍着大款的小蜜，对秦国小心逢迎，媚态丛生，惟恐哪天秦国一个不开心，就把自己给灭了。
然而，秦国作为大款，对韩国这个小蜜不但不付包养费，反过来还经常性地掏韩国的腰包，调戏蚕食。接连发动几场大战，打得韩国花容失色，尊严扫地，彻底地绝了望。十三年前，蒙骜伐韩，取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十一年前，王龁攻韩上党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七年前，蒙骜伐韩，再取十三城。
韩国面对秦国的索取无度，也实在是没辙，这才饮鸩止渴，想出了派郑国到秦国作间谍，为秦国修建郑国渠，使其疲劳而无暇东伐的“馊主意”来。
数年来，韩国饱经秦国的欺负蹂躏，每战必败，战士被残杀，土地被占领，百姓被接管，早已是苟延残喘，气势低落，满朝上下，皆陷入一副末日将至的惨淡景色当中。如今，郑国事发，秦国扬言要灭韩国以为报复，韩国的那些重臣们，一时间也没了主意，纵有抵抗之心，何来抵抗之力？有的大臣，干脆主张向秦国纳地效玺，请为籓臣，以免生灵涂炭，黎民遭殃。
当时韩国在位的是韩王安，时年二十五岁，即位才两年，正年轻气盛。闻听有人建议投降，大发雷霆，愤慨言道，“公等食韩俸禄，非一日也。今秦师将出，公等不能筹划应对之策，为寡人分忧，却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欲迎秦以自保，甚失寡人之望。百姓仰公等何为？国家养公等何用？”
韩王安回到后宫，向太后请安之时，面上犹有激愤之色。太后因问之，韩王安以实相告，又叹道，“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臣。今满朝文武，怯懦无能，无一人堪为寡人筹谋。祖宗数百年基业，莫非将丧于寡人之手？”
太后道，“眼下便有一人，可匡社稷，能保宗庙，吾儿莫非忘了？”
韩王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