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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天气很怪，春天极短，甚至有直接进入夏天的嫌疑。随便下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雨，素了整个冬天的杨树，便冒出了一蓬蓬的新芽，远远看过去，更像是翠色的花瓣，将世界装点得愈加生动。在那一片嫩绿之下，是衣衫轻薄的行人，正在映着阳光，放声大笑。伴随着人们幸福的笑颜，是玻璃器皿反射出来的七彩之光，因为玻璃品的普及，道路两边的窗下、门角，大量摆放了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瓶瓶罐罐，闪闪发亮，晃得人从内到外，都充满阳光。于是童话所描写的美丽，都可以在这座色彩艳丽的城市中，一一对应。
应该说，如果不是玻璃工艺的成熟，使得人们熟练掌握了颜色的应用以及成本的控制，中国人是不屑于使用玻璃品的。
据说早在汉代，东方朔就曾经用玻璃杯变过戏法，但玻璃制品在中国的待遇，仅限于此，至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诗句，也多是另类诗人的另类癖好。
从性价比来看，玻璃制品在中国古代，确实比不上瓷器。但随着商品社会的到来，生产上稍稍受一点儿地域限制的瓷器，开始了逐步让位的过程。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能生产瓷器，加上外贸规模扩大之后，瓷器的社会价值更加趋向外销，国内整体价格也有所上扬，所以不受限制，工艺完善，成本低廉的玻璃品，自然而然的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
正是在这种“商品需求影响消费习惯”的大前提之下，小朱大力推广的“窗明几净”计划，执行得还算顺利。那位名叫“九斤－童”的玻璃工坊主，受政府指派，用了整整7年时间，终于让北京，彻底变成了一座玻璃之城。
面对这座，即使在漆黑的夜晚，也依旧璀璨耀眼的水晶之城，很多文人，尤其是西方过来的传教士们，都爆发了无数的灵感，在写给教皇的报告中，费力专门摘录了这样一段诗歌，来表达玻璃窗、玻璃杯等玻璃制品，对人类的巨大功绩：
“在屋外，放一盏玻璃樽，好用它盛满阳光。多年以后，重新打开，依旧是那时的味道、阳光、还有风情……”
就在费力这个奇怪的神职人员，一边溜达，一边记录自己的随想时，中国的心脏，紫禁城的朝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说如火如荼，是因为原本都挺高兴的一次早朝，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混战。
先说说对阵形势图吧：
第一阵：阮大铖＋张彝宪，对抗几近全体北中国的基层官员（县令）。
第二阵：杨嗣昌借势李定国的“各司其职”，出手针对五大边区的全体武将。
第三阵：卢象升、熊文灿以“国入丰厚，税制完备”为由，准备推翻黄宗羲的“推窗之论”。
第四阵：贺逢圣、洪承畴为首的偏传统型官员，以“托尔斯泰事件”希望叫停与俄罗斯、欧罗巴等国的外交联系，以及“分科取士”。
第五阵：围绕着小朱提交的“桃花票取代蛤蟆票”议题，言官为首的大多数文臣，都互相指着鼻子骂大街。
促成这种大混乱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很久没开早朝了，之前罢朝时，采取天子居上书房，与分议大臣共同制定方针性政策；然后以太子奉国为表现形式，会同诸部大臣共同处理事务性工作。
这种方式还是很有些效率的，分议大臣因为自觉受天子垂青，而发自内心的想成为文臣楷模，以不负圣恩，那么在制定国策时，自然会尽心尽力，并且像杨嗣昌、洪承畴、熊文灿、卢象升这些人，既有开明眼界，亦有基层工作经验，所以国策上，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疏漏；
分议之后的事务性工作，由于很多臣僚都欣喜的看到国家下一代接班人，能够被皇帝授予如此大的自由度，不仅可以掌握一定的权限、资源还有人力，同时还可以“奉国”身份，相应的拍板决策。这样的政体模式，可谓开创古今之圣举。太子既可以借助实干而锻炼治国手段，还可以提前了解各级别文官的能力、特点，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将来新君继位，总不会忘记这些老部下吧）。
换句话说，大家已经迅速适应了这种工作状态。但现在忽然之间，最高的权威者，要以早朝的方式，重新掌握“具体事务权”了。传统文臣的“应激反应机制”立刻开始运作起来。
这就是中国人的无奈传统之一，私下里，什么话都好说，有商有量嘛，也少不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可一旦来到公开场合，大家立刻像变了一个人，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也要违心的说点儿什么。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明明老百姓对皇上广泛接纳西方传教士的做法很有腹诽，但你要是让他公开的发表看法时，这家伙通常会如是说道：
“皇帝陛下对西洋传教士的亲切态度，让我很感动。试想，这些国际友人，千里迢迢，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为丰富我们的生活乐趣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为中国人的我，又怎么会不感谢他们呢？希望我们能够尽东道主之谊，让他们感受到如家的温暖……”
其实想想这种“敦促国民习惯演戏”的传统，真是够没劲的！
今天的早朝，就是这种传统的反向体现，明明所有人都觉得皇上虽说不按常理出牌，行事乖张异类，但从总体上来看，倒是都能够歪打正着，渐变成国之良策。
但是，当早朝大会召开之后，所有人都开始了提意见，仿佛这个时候不公开骂骂皇上，他就是奸臣似的。偏巧，唯一跳着脚拥护天子一切言行的事件，恰恰是阮大铖这个老流氓搞出来的，因此首先介绍闹剧第一阵：
阮大铖、张彝宪这俩宝贝联名奏本，用厚达三尺三的奏本，状告河南、山东两地的所有基层官员：贪赃枉法、尸位素餐，甚至有“为谋私利，而勾结叛党”的败类出现！
这个黑状，纯粹是睁眼说胡话。小朱当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想找块砚台砍下去，最次，也应该让人把这阮大铖、张彝宪这两个混蛋给叉了出去，但政治有时候，又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
“阮大铖，朕来问你，”（臣不敢）“彝宪钱庄的位置所在何处？”
“回皇上，所在河南洛阳！”
“哦，好，你与董祖常前去任职检审之前，本在大通营的定陶作坊那边帮忙吧？”
“吾皇圣明，小臣至今，仍兼定王府丞。”
“好，那朕便再问一句，你从定陶迁往洛阳任上，总共多少时日？”
“…”
听到这话，一直得意洋洋、满脸杀气的阮大铖猛地一抖，因为这话其实很难回答。他的检审任命是公开行为，但私下里却曾秘密入京接受指派，要替国家操盘“惊天骗局”。之所以秘密入京，是因为总指挥洪承畴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不是国家挑选阮大铖去的洛阳，而是孙传庭在驱逐阮大铖。造成阮大铖有可能再次官场失意的假象，好让旧党人能够彻底放下心思，步入瓮中。
因此，阮大铖现在就面临一个障碍，他要说自己早就进行“预审”工作，那不摆明了泄密嘛！而且是当着皇上、当着一众朝臣（其中不乏旧党支持者）的面儿泄密，这根本就是在找死。
可如果他回答说到了洛阳之后才履行“检审”职责，那就反向证明了他在告黑状。因为奏本实在太厚，您要是关门关窗户的造谣，闷头撅屁股的胡写，时间当然很短，有个两、三天就足够了。可问题是，奏本相当于起诉书，而法律文本的首要原则，就是以调查为基础的大量证据。调查，您总是需要点儿时间吧？好么，阮大铖总共到洛阳才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最起码要三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试问谁能信？
这已经不是法理还是算数的问题了，而仅仅是一个逻辑问题，阮大铖这个逻辑如果说不通，他就是一个告恶状的混蛋！
想到这点，一向机智灵巧的阮大铖，也不由得抓耳挠腮。迫不得已之下，他一指旁边的张彝宪，
“皇上，臣赴任洛阳，以日而算，止三十有九，而之前张公绝壅蔽矫，已有半年之久。”
“啪叽”阮大铖话音刚落，张彝宪险些趴地上。因为他是太监，以内臣身份调查地方官员，这本是明代惯例。阮大铖按照以往理解，皇上指派张公去洛阳，应该是有一些交代的。可巧合的是，小朱并不是太懂这些门道儿，他还真就没做这个特批。
而且张彝宪从元年那会儿起，就已经是北中国全体县令眼中的抢钱饿鬼，他又不是真傻，自己虽说被皇帝力保，但毕竟公文中，是使用“叱责”字眼的罪臣了，这时候还没事儿找事儿的调查人家县令们，那还有好吗？
再说了，张彝宪之前更接近于“证人”角色，阮大铖闹事儿，他帮着作证，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阮胡子身上。现在这老儿当面栽赃，“证人”变“主谋”，“苦主”成“讼棍”，这可实在大不妙喽。并且按照明代的规矩，张彝宪目前没有品秩，能让他旁听朝会，已经是开恩之举，如果小朱不开口问他，他是没资格说话辩解的。所以阮大铖此行，让他纯粹是哑巴吃黄连。
“…”
小朱先撇了撇张彝宪，再扭头看看旁边这个白胡子老灯儿，心中确实很感慨，阮大铖也算金榜题名的进士，当年还因为成绩出色而成为庶吉士。可看看岁月的痕迹吧，当着面儿的胡说八道，偏偏自己还不能治他的罪责。
因为阮大铖是彻底摸清了脉络了，国家现在越来越有钱，当初天灾连绵时，官场吏治就腐败透顶，更何况现在各个岗位都有大笔金钱交割的现状了。所以如何清理吏治，关乎治国。
那么从根儿上讲，旧有的监督机制，是存在漏洞的。毕竟官员们都是从科举上来的，大家拥有共同的审美倾向。真金白银的行贿受贿，其实是很罕见的。可要是价值连城的端砚、字画，很多人都会丧失抵抗力的。清理腐败，总要寻找寻找腐败的根源吧。
因此现在刻意擢拔阮大铖这样身份的人，来进行独立审计，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再配合上重建御史台系统，制定官员升迁考核标准化指标，详备刑法等手段，腐败不会根除，但起码会将腐败成功控制到最低限度。这就算达到目的了。
但铜钱两面嘛，以阮大铖这样的家伙，抑郁了十九年之后，忽然被国家授予了检审大权，他如果不闹事儿，就不是阮大铖了。
起先，阮大铖的想法很简单，帮着国家骗东林党人，骗完了钱财，他们的叛乱也就平复了，到那时，曾经讥讽、取笑、折磨过自己的这些人，都将变成阶下囚，既出了一口恶气，又替国家完成任务，这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啊！而且还是肉三鲜的。
可当他翻查帐目之后，那不可告人的龌龊念头，也就自然而然的冒了出来。
首先，大明最基础行政单位应该是县，县令作为地方父母官，拥有很多实际的事务权。要想理顺骗局中的“购买”环节，就必须取得县令们的理解。
可前提是得保密。国家乱卖资源，为得是套取旧党现金，然后以挤兑方式酿成金融风暴，这一整套流程，阮大铖是不敢乱说的。更何况，即便可以交底儿，他也不会说的，知道的人越多，意味着将来“功劳摊薄”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功劳独享，他还会主动隐瞒一些人的。
最后，阮大铖就是因为贪污犯的事儿，当了一年的太常寺卿，居然可以连续十八年悠而无忧，可见这小子的贪污手段有多高明。眼下这么庞大的现金流量，稍微点点手，就是一大笔外快。试问阮大铖如何不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