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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群臣互相看了看，皇上尽管被郑三俊给忽悠的心情大好，但心头的纠结始终没断，这不，又绕回来了。
从政治家角度来看，一首《无题》，两个假设，小额桃花票，都是侯方域主导的反击手段：
小额桃花票的顺利发行，有力补充了沿江六省的财政体系，并且还成熟、丰富了中国纸币的发行方式。在古代皇权治下的中国，以年号为徽标，以政府税收、财政支出为基础，无论是铜钱、银两、金锭以及交子，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广，历来是货币体系的重要蓝本。
但旧党治下，以“在手不动产”抵押来吸引民间自发性的主动兑换，以将来期的“不动产收益”来逐步消化、抵减在纸币发行初期所依赖的信用溢价。直到流通纸币与流通商品相对均衡，再彻底“赎回”发行抵押。这种货币发行方式，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历史先河。
换句话说，这项顺应时代特征，且具备革命意义的先进制度，恰恰是由自我标榜为“坚守传统”的东林、复社一系首创的。而以小朱为象征的新党，这方面的思路确实僵化得很嘞。
这点让小朱很是气恼。
“我特么真是只猪猡，温体仁很早就利用国家信用而超发过货币，只要一直坚定的摸索下去，旧党很可能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俯首听命于我的脚下。唉，猪头三啊！”
这番心里话，小朱是不好公开讲出来的，但不代表不是事实。因为旧党叛乱的导火索，是基于三点：
小朱为了数百年后的国家利益，而强行开启抢占克什米尔地区的拉达克战役，使得本就有些超限支撑的“皇商体系”提前走到崩溃边缘；
为了四方征战、诸边九归城、沿海十八卫港、国内各天府、路网及城市改造，以及各边区的牧场、农场，小朱政府相继借下了天文数字一般的债务，这两年到达偿债高峰期；
为了竖立“国家养民、以民养民”的施政决心，小朱和他的第三届内阁、政府，公开取缔了一些勋贵、军政、士子的特权，其中尤其以“白山奴隶事件”为借口，确定了新疆国有化日程表，最为典型。
以上这三点都跟“钱”有关：
第一条是穷尽民力的精英版，国家连哄带骗的推行皇商制度，为得是将原先全部由底层农民承担的国家税收，转嫁给地主、商贾、勋贵、士子这些旧有特权集团。这个模式是具备操作性的，因为这些既得利益者是乐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具备了“给俺一个支点，俺可以撬动地球”的能力，国家给政策、给特权，这些人所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与贡献，国家才有可能缓解变民军、异族所带来的内外压力。
但人嘛，没有谁是不爱享乐的，整天替你们丫撅屁股干，干了十多年啊，好么，您平定了国内变民，降服了四方异族，之前的既定目标不是已经实现了嘛。该特么歇歇了。可不成想，为了什么狗屁拉达克，还要打仗！还要出军费！我呸！
什么克什米尔，什么阿拉伯的黑火油，那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干！
之前连掏10年的银子，打了五年的战争，大家都没任何怨言。现在仅仅是一场拉达克这样的小战役，军费连之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精英集团就是死活不同意。这充分印证了那句话：
“对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牺牲的精英集团，再也看不到停止花钱且不断获取收益的希望时，对国家的厌倦心理，也就开始强烈起来。”
这个时候，如果通过多重方式来发行货币，先缓解“皇商集团”的现金压力，进而形成“作战？交易？分赃？再作战？再交易？再分赃”的军商循环，第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但这同时又是个伪命题，自古“功高不得盖主”，军、财、法三权，是必须以皇帝或者国家为最高权威的。任由皇商发展，则财权必然旁落，一旦这些旧地主、旧商贾、旧士子、旧勋贵组成的财权集团正式做大，则国家的未来是很恐怖的黑暗。
所以小朱他们只能牵引出第二个导火索：偿还债务而不是放权经营，这是遏制“皇商集团”发展的重要步骤。
“四方征战、诸边九归城、沿海十八卫港、国内各天府、路网及城市改造，以及各边区的牧场、农场”这些国有项目的本钱都是“皇商集团”出的血，到头来仅仅获得一些利息？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这些国家项目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收益，是个人都看得真亮。我们栽树，你们乘凉？没门！
当精英集团丢掉了“尽管事先并没有明确承诺，但已经被他们视为自己囊中之物的利益”时，也就开始对国家怨恨起来。
因此说，如果以不动产抵押方式发行货币，以进行抵偿债务，通过由“皇商集团”的主动兑换，来实现变相收购的目标，第二个导火索也可以规避开。
但同样道理，为了抑制皇商集团，已经耍了Ｎ多次流氓的小朱，忽然间玩了一把正义，公开借着“白山奴隶”以及“科考舞弊”这两起事件，来铁腕打击“旧党集团”。这真是让人很难适应啊！
而“旧党集团＝皇商集团＝君子集团”的这个等式，又的确属实。所以最终爆发沿江六省的大叛乱，至少从表象上看，通过丰富货币的发行方式，就完全可以避免。
因为从反向上看，丰富了货币发行方式，就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货币保证，将“君子集团”捆绑进国家的财政体系，随着时间、科技、人文理念的不断进步，逐渐消化掉“君子集团”的副作用。
“此乃温酒烹蛙之法！”
“…”
这句话是首辅贺逢圣说的，这句话一开口，整个上书房立时一静，因为首辅这句话，等于做了一个反思性质的定论，那就是国家如今陷入内乱的原因，恰恰是小朱这位君主，以及他所率领的某些臣子们，操持国家过急所致。
这种反思出现在平叛的关键时刻，对于北京政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非常非常危险。因此杨嗣昌很短时间内就有了反应，只见这小子就像被针扎了一样“噌”的一声蹦了起来。
“皇上，稚子食枣，甘而不知节制，终因乳牙未净，是故无龋齿之忧，可见囫囵吞枣，未必一语成？。急切有急切的好处。至于和缓渐进之法嘛！……”说道这里，杨嗣昌很悠然的四下瞥了瞥，在上书房中引起一片冷哼声。
上书房其实并不大，如果君臣二人促膝谈心，那肯定绰绰有余，但问题是现在聚集了十多口子，本来就局促，再加上很多人的心情波动，就有些燥热了。
大家心里都是同样的想法，你杨嗣昌刚才气急败坏的直蹦高，但终究是有点儿风度，开始说的还挺像回事儿，并且举了一个比较通俗的典故来阐述条件不同，后果不同，既然未来不可预知，不如享受当下美味。这道理说的不是挺顺溜的嘛！怎么说着说着，老毛病又犯了，小眼神怎么玩呢？又欺负首辅大人老实是怎么的？
但不论这些人怎么忿忿不平，小朱已经拍手称快了，尽管他前半句根本没听懂。
“对对对，杨先生说得没错，已经过去的事情，难道推倒重来，就一定能有好结果吗，这谁又能说得清呢？”
“吾皇所言，哪个，极是！”
群臣不大情愿的拱了拱手。
之所以事情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依然有人在虑虑如何逼反旧党的成因，就是因为侯方域的公开论题，总体来说，侯方域的一诗两假设，在传统文人心中，产生了很大共鸣。
因为一个国家，总是要有统治阶层的，既然中国人通过数千年的摸索实践，确立了儒家为理论经典，那么遵循孔孟之道所培养出来的士子，就理当成为统治阶层。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成为文人很简单，只要从小识文断字就可以了。可要是想成为统治权力中的一份子，文人就要考取功名。通过相对公平、规范、理想化的科举制度，既适当提高了国民综合素质，也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陈代谢。
既然已经确立士子为统治阶层了，那首先就需要一点统治特权，皇权也是特权之一，因为只有竖立起皇权，士子的资格才能顺利获得。而给予士子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就需要士子们首先允许皇族拥有名义上的至高权力。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政治哲学。
以上，就是侯方域引起全体文人共鸣之处，假设儒家、皇家各为一党，则大明朝实施的是两党联合执政的模式，党产，素来是不缴税的，相反，还要享受财政支持。否则，如何体现党对国的统治地位？
因此说，士子在税收上的优惠特权，也必须保留。当然，皇家的特权，也必须维护。这同样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哲学。
好了，小朱现在已经敏锐察觉到自己的无奈之处，因为要想彻底打破士子特权，则其皇权也会顷刻倒塌，之所以现在他的地位依旧稳固，不是因为他不杀大臣之德行，也不是因为他带领国家打赢了四方征战，更不是他素有信用的美名，恰恰是他一直以妥协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使得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皇上虽说混蛋一点儿、流氓一点儿，还很有些不学无术，但什么事情，都还有得商量。
如果他一力改革下去，则士子与皇权将同时倒塌，届时乱世再起，纷争百年，直到出现一位“秦始皇”式的英雄，一统八荒六合，然后重新搭建起皇权、儒家联合执政的党国，一切归零。因为在没有相对发达的科技前提下，东方人玩普遍民主，基本等同于议会打群架。
现在，确实到了又一个让步的时机，借着侯方域的三步棋，北京这边，也要相应微调一下步骤，否则莫说什么平叛了，惊天骗局能否成功都是问题了。
在这场微调行动中，内阁郑三俊、杨嗣昌、洪承畴，隆臣卢象升、熊文灿，武将吴三桂、黄得功等人（仅限北京工作），坚定的站在到了小朱的身后。
但仍要记住那个前提，正是因为小朱愿意妥协，才使得他获得了“对国家现状有着清醒认识，且不满于传统陋习，并愿意针对底层百姓利益而进行改革的精英集团”的支持。
如果小朱不妥协，即便他是吴三桂、黄得功的恩上，哪怕他是卢象升、熊文灿的知己，尽管他对郑三俊、杨嗣昌、洪承畴有知遇之恩，这些人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微调的方式有很多，其实像采用黄宗羲的“推窗之论”、推行丙榜以试验堵胤锡的“全才科举”和徐光启的“分科取才”，包括推崇“士、农、工、商，四业并彰”都属于微调方式。
现在，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的洪承畴，针对士子纳税特权的微调，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
将动产与不动产进行分解。
动与不动的分解，其目的就是要躲过法律的桎梏。之前出台了一堆的法令，什么《限田令》《仆从新令》以及《新税令》等，都没有明确注明“士子可以免税”这一条款。
现在您老几位忽然说什么：
“对不起，之前我们错了，不应该不给士子们税收优惠，现在好了，给你们优惠。”
这么干只能死得更快，而且还违反了所有这些革新派的政治初衷。因此，几位维新派官员在洪承畴的主导下，于上书房共同提出了“动与不动”的概念。
不动产，官绅士民，一体纳税。动产，以官府红头香为核税依据，不同人群适用不同税率。
“何谓动产？”
“非不动产也。”
“何谓不动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