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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
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第二节 致劳埃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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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从老舍开始了“新社会”的生活，他便极少写关于个人生活的文章。这几封信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传”的材料，故单编为一节。老舍为何不如以前那样愿意写自己的生活了呢？大概原因有三：一是觉得个人生活与社会比起来不足道，“个人的”是资产阶级的；二是太忙，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写各种形式的作品：有艺术的，有宣传的；三是将回忆变作了“反省”，生活表现转变为“思想改造”。本节对所选信件仍只取其有“传”的价值的部分，并弃其书信格式，只标明日期。
（1950年2月27日）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
虽然经过十五年的分离，我的三个姐姐（七十三岁、七十岁和六十四岁）还都住在北京，身体也都尚好。我大哥也住在这里。他们看见最小的弟弟终于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了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
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那部长篇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听说阿穆森先生不再为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工作了①，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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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都不是由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而是由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出版。
（1950年7月7日）
非常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我正忙于筹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工作和写作。刚刚完成一部五幕话剧剧本②的写作工作，不久就能公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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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即《方珍珠》
谢谢您把五百美元寄到香港。侯先生已转寄给我。我很高兴你告诉我《四世同堂》的译稿仍保存得很好。请您转告浦爱德小姐，我太忙了，实在找不出给她写信的时间。还请您告诉她，现在北京的湖和河全都重新治理过了，水都变得干净了（。wrbook。）。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就要过去了。
（1950年8月26日）
那个五幕话剧现已交给一位导演，估计九月就能公演了。我的另一部短剧也可望于今年十二月公演①。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成立，我担任主席。我现在要干的事太多，实在是太忙了。
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个苹果。
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关于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②提出的共同分享额外编辑费的问题，我看我们应该同意，他们支出得太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
请将随信寄去的短信和十五美元寄给罗伯特·兰得先生③。地址如下：
作家协会
东三十九街三号
纽约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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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话剧《龙须沟》。
②即出版《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的出版公司。
③老舍同日给罗伯特·兰得的信中说，“我接受‘作家指导’的邀请加入‘美国作家协会’，我应每年交十五美元的会费。”
（1950年11月17日）
我的工作十分忙，所以一直没给您写信。
除了坐骨神经疼之外，我很健康。我想方设法治疗，可全都无济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去掉这烦人的痛苦。
（1951年5月3日）
作为北京文联的主席，我要干的事太多，简直找不出时间来处理我自己的私事。北京现有二百万人口。有许多艺术家住在这里，我必须努力帮助他们。
我很想看到《黄色风暴》的样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您寄给我的样书。我希望您能寄两本样书给瞿同祖先生（纽约一二三西街，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一本给他，一本给我，他会通过香港把样书寄给我的。您也可以通过他把东西或钱寄给我。
浦爱德小姐已给我几份有关《黄色风暴》的评论文章。看来他们都很喜欢这部小说。
（1951年5月21日）
听说您寄给我的样书（《黄色风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先生会设法转寄给我的。瞿同祖先生住在纽约一二三西街的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他也会帮您把书和钱寄给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您给我的信的信封上写中文。
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经痛也一直没停，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可全都无效。
我家的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一只白的，两只黄白花的。可我家的小鸟死了，这下可给了我小女儿一个大哭一场的机会。
（1951年7月23日）
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热。我每天只能在大清早写一会，下午就热得没法工作了。北京有许多美丽的公园，在那里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鲜空气。可坐骨神经痛使我没法走到公园。过去三个月里，我只完成了一个短的电影剧本①，其他别无建树。
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政府好。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
十分感激您告诉我《黄色风暴》将在英国出版，我很高兴。
请给瞿同祖先生五百美元。他的家眷在北京，他们会把钱交给我的。
（1952年4月1日）
我现在仍忙于写那部话剧②。不知何时才能完成。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冬天就要过去了，北京的春天很美。我养了许多花，侍弄这些花为我在写作的间隙提供了一个休息的机会。坐骨神经痛稍稍好了一点。我也该做些轻微的运动了，浇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轻微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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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电影剧本《人同此心》，未发表。
②指《春华秋实》。用老舍的话说，这是一个写运动过程的戏。众人贡献意见，老舍写了十稿。
（1952年5月14日）
感谢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两天前我收到两本《鼓书艺人》的样书，售价那么高，而书本身又不是太好，我怀疑是否能有好销路。您如果能给我寄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我将不胜感激。对《黄色风暴》的评论大都是称赞的，但我怀疑《鼓书艺人》是否还会获得同样的好评。
我一直很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坐骨神经痛好了一点，这要感谢维生素B针剂。
（1952年10月1日）
对不起，这只能是一个短短的便条，我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牛天赐传》是我的一部不重要的作品，不值得译成英文。我对柯林先生本人及其用意一无所知。请告诉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这部书不好。如果其他出版商想出版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您，在美国您是我一切书籍的出版代理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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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书信内容在当时都是不太适合公开的。这可以说是老舍的一种矛盾。从信的语气看来，老舍是在有意淡化中断这种联系。
第三节 “歌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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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舍自称是歌德派，歌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之德。老舍对新社会的认识与早年由基督教得来的人类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热情有宗教般的特点。而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他并没有多深的认识。歌德的写作态度，决定了老舍除了借客观事实歌颂外，就是主观抒发。所以，建国后的文章传“心”多而传“行”少。
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
一、作个学生
在天坛举行了控诉恶霸的大会。
本来，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万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没接受这警告。我这么想：要搞通思想，非参加社会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生偏差的。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识的脸。工人，农人，市民们，教授，学生，公务人员，艺人，作家，全坐在一处。我心里说：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了，大家坐在一处解决有关于大家的问题。解放前，教授们哪有和市民们亲热的坐在一处的机会呢。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
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