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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许定国在睢州城里大摆筵席，名义上是为高杰、越其杰、陈潜夫接风洗尘。越其杰劝告高杰不要轻易进入睢州城，以防变生意外。高杰一介武夫，为人憨直，自以为兵多势重，许定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为了表示笼络许定国的诚意，高杰特意只带了三百名亲兵进城赴宴，只可惜他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越其杰、陈潜夫陪同高杰前往。
许定国事先埋伏下军队，用妓女劝酒，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手无兵器，力战被擒。许定国恨恨地说：“三日来，受汝屈辱已尽，今定何如？”高杰丝毫不惧，大笑说：“吾乃为竖子所算，呼酒来，当痛饮死。”于是被杀。
高杰随行的兵卒全部遇害，越其杰、陈潜夫惊惶失措，逃出睢州。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高杰部众随即对睢州城内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这就是“睢州之变”。
许定国已经抢先率部渡河北去，此时多铎大军已与豪格会聚一处，当时清军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整个部队的叛变和加入，满清的兵力立即增加了四倍。
史可法在半路听到高杰死讯，大哭说：“中原不可复为矣！”于是回师徐州。而扬州百姓听说高杰被杀后，酌酒争相庆贺。
这是史可法在关键时刻的重大失误。高杰作为一军主帅遭暗算，但他部下的实力并没有多大损失。史可法本来应该趁高杰部将因许定国诱杀主帅投降清朝的敌忾之心，改弦易辙，作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也应利用许定国逃往黄河以北，清军无力南下的时机，稳定河南局势。可是，他在高杰遇害后却失魂丧魄，仓皇逃回徐州。
沛县著名文人阎尔梅当时正在史可法幕中，劝他“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即所谓：“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回到徐州后，史可法又继续充当了老媒婆的角色。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部下兵马乱成一团。黄得功等又想乘机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双方剑拔弩张。时人嘲笑说：“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的绰号），闯仔不和谐（黄得功绰号黄闯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指邢夫人），亏杀老媒婆（指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高杰妻子邢夫人带着儿子高元爵请恤，弘光皇帝命高杰所部将士仍听邢夫人统辖。史可法与诸将会盟，立高杰子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邢夫人耽心儿子幼小，不能压众，她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让儿子高元爵拜史可法为义父。这本来是史可法增进同高部将士感情的一个机会，然而史可法却因为高部是“流贼”出身，坚决拒绝，命高杰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由此可见史可法政治偏见之深和不通权变。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高杰之死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高杰的部队因此陷入愤怒与混乱之中。而其他三镇将领依旧怨恨高杰，并且不再听史可法号令，加上南京马士英担心史可法权力太高，大搞政治阴谋，将史可法的部分军队从扬州调走，南明守住黄河防线的希望几乎已经破灭。
【七 左良玉与柳敬亭】
就在多铎大军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史可法不得不扼守扬州，以身殉国，他的顽强抵抗招致满清的“扬州十日”大屠杀。这一段我们在后面再提。
左良玉是山东人，行武出身，没有读过书，也不大识字。他初于辽东从军，自崇祯十二年在玛瑙山战胜张献忠之后，声名大振，从此开始拥兵自重，蹂躏地方，朝廷无可奈何，一味姑息牵就。
弘光登极的时候，左良玉坐镇武昌，位处南京上流，扼据战略要地，部下实力又比较强大，弘光政权不得不讨好地封他为宁南侯。弘光皇帝朱由崧登极诏书颁发到武昌时，左良玉开初不愿承认，在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的劝说下，才同意开读，表示拥戴。然而，他的跋扈自雄却比在崇祯时期更加明显了。
由于弘光帝主要是依靠马士英会同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拥立的，左良玉没有参预，算不上定策功臣。陈子龙记载，“上之立也，不与推戴，心常怏怏。既专制荆楚，益桀骜”。朝廷对马士英的信赖，视四镇如骄子，都引起了左良玉的反感。
左良玉所谓的“清君侧”，正好发生在1645年三月。当时李自成失去西北，在满清阿济格军队的追击下经陕西商洛、河南西部邓州一带进入了湖北襄阳地区。左良玉曾经有同李自成作战大败的经历。崇祯十五年，左良玉率师十余万挺进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为李自成大败，俘明军数万人。
左良玉早已经成为勇于虐民、怯于大战的大军阀，听说李自成有十几万人马南下，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又故伎重演，率部顺江东窜。当时南京正为假太子、“童妃”等案件闹得满城风雨，马士英、阮大铖的掌权又在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这就给左良玉提供了避战东下的借口。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伪称奉先帝太子密谕前往南京救护，以讨伐马士英为名，全军乘船顺江东下。临行之时，下令把武昌居民屠戮一空。
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邀江督袁继咸到舟中相见。左良玉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设坛刑牲，与诸将歃盟。武人不知春秋大义，一时欣然附和”，逼勒袁继咸一同前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
袁继咸认为“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正言厉色道：“先帝之旧德不可忘，今上之新恩不可负”，并且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左良玉回答道：“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今上无干。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随即拿出“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了一遍。
袁继咸回城后，命部将坚守九江，不准左兵进城。不料部将张世勋已经同左部将领私下勾结，夜间纵火焚烧全城，顿时大乱起来，袁部诸将不能存身，劈门而出，同左军合营；左良玉部兵乘势入城杀掳淫掠。袁继咸于绝望当中准备一死了之。左良玉派部将张应元把他掳入舟中，袁继咸一再投水自尽，都被救起。左良玉竭力向他表达自己并没有推翻弘光帝的意思，要袁继咸一道东下“调护兵将”；监军李犹龙也再三劝说徒死无益，不如见机行事。袁继咸无可奈何，只好同左良玉及其麾下诸将约定严禁烧杀抢掠。
正当左军由九江准备东下时，四月初四日左良玉突然病死。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通太平府。
弘光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率师东下的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决定由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黄得功的军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江北四镇的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去迎击左军，江淮防线一时陷入空虚。
在清军南侵，左良玉又顺江内犯的形势下，弘光帝曾经召对群臣，商讨对策。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说：“左良玉稍缓，北尤急，乞无撤江北兵马，固守淮、扬，控扼颖、寿。”弘光帝虽荒淫昏庸，却又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马士英明知这时清军重兵已经进入江苏北部，却怂恿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史可法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行至草鞋峡时得到报告黄得功等部已击败左兵。史可法请求入朝召对，面见弘光帝说明对社稷的主要威胁来自清方而不是左良玉部，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不赞成从江北抽调大批主力去对付左军。
马士英却耽心史可法名位居前，入朝以后自己的首辅将保不住，加上清军南下的消息日益紧迫，又建议朝廷下旨：“北兵南向，卿速回料理，不必入朝。”史可法接到诏书后大失所望，登上南京城郊的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
关于左良玉部队后来的结局，到1645年五月，清军多铎部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左梦庚部下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既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又不敢东下与多铎部交锋，甚至不愿南下江西暂时避开清军主力，竟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袁继咸也被胁迫往见清英亲王阿济格，只长揖不拜。阿济格极力劝袁继咸降清，承诺他“仍做九江总督”，遭到断然拒绝，最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
纵观左良玉一生，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但他晚年赏识说书人柳敬亭，视为左膀右臂，却在当时被视为奇事。
柳敬亭又称柳麻子，本姓曹，名逢春。少年时犷悍不驯，被列为地方恶人，多行不法事，为官府追捕，于是出逃，那时他才十七八岁。后流浪到盱眙，无以为生，遂揣摩随身携带的小说，在街头说书，居然倾动市人。从此，他便走上说书的道路。后来转赴苏南献艺，渡江时，指江边柳树为姓，以敬亭山为名，岂知此名后来竟驰誉书坛，为中国评话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柳敬亭一次在松江说书，有幸得拜当地的一位通儒莫后光为师，尽得其传。柳敬亭在莫后光之春风化雨下，不仅学得高超的演艺，而且也一洗犷悍习气，柳敬亭后来之所以能与复社人士以及士大夫交游，离不开莫后光的教育与熏陶。
不久，年近四十的柳敬亭来到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说书。他善于状人拟物，使人听之如临其境，“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一时间声名鹊起，红极一时。朝中权贵、官僚争相邀柳敬亭至驻邸说书，应接不瑕，请其说书者须要十天前约定。
左良玉渡江南下时，安徽提督杜宏域为了巴结左良玉，特意介绍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一谈之下，左良玉立即惋惜与柳敬亭相见太晚，让柳敬亭参与决定重要秘密军务，一时成为左良玉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