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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注：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最先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偏偏就在此时，清廷忽然下了一道“剃发令”。本来，在1645年六月，清豫王多铎还下过一道命令：“剃头一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多尔衮下令所有汉人都必须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而这一忽然而来并导致数百万人头落地的命令，竟源于一个汉族降臣孙之獬。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孙之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孙之獬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并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但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上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多尔衮）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裁决。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也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中国地广人多。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大多将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国仍处于封建性农业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这些人一般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很浅，和中央政府更是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改朝换代从通常的意义来说很难刺激百姓的感情。也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皇帝对这些人来说都无所谓。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习俗千百年的相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像满清这样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原来的汉族放弃原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行加上了一种屈服的标识，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孙之獬后来的下场并不好。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孙之獬本人则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五毒备下，头皮上被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还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肢解碎割而死。“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多尔衮剃发令下后，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广大地区义民纷起，纷纷杀死清军安排的地方官吏，开始了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功。但是百姓们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江南的义兵，大都不久即败。
【三 江阴抗清和嘉定三屠】
清军占领南京后，立即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只有杨文骢（即那位画桃花扇的才子）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将满清派来招抚苏淞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杨文骢却没有组织当地绅民据城固守，而是在清军来到之前退往浙江。
此时，清军基本上已经控制了江南，就连多尔衮也骄狂地以为天下已定，下令多铎等回师北京。但随后导致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的却是满清的剃发令，这是多尔衮的重大失策。
多尔衮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后，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在民族危难关头，江南各地的汉族绅民迫于剃发令，群情激奋，纷纷自发举兵抗清。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八十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七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
满清委派的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后，遵照清廷法令张贴布告，令百姓剃发。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一时人人群情激愤。
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在送出城时被义民搜获，义民自发地将方亨逮捕，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自感到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推荐下，江阴士民将乡居的原任典史（弘光时调升广东英德县主簿，未赴任）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
阎应元这个人因为江阴抗清而名垂青史，他之前名不经传。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相当杰出的人才，军事才华远在史可法之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才，竟然在明朝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由此也可见陈明遇此人的眼光不凡。
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清兵闻讯后，只派了三百人赶来镇压。可见清军统帅多铎根本没有将江阴这个小城放在眼中。但随后清军三百人都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多铎大为愤怒，派降将刘良佐领部兵数万来攻。刘良佐即当初的江北四镇之一，被弘光皇帝封为广昌伯，结果清军南下时不战而降。
刘良佐率军包围了江阴县城后，屡攻不利，一再派使者用弓箭射书信入城招降，甚至亲自来到城下现身说法，要阎应元投降。阎应元在城头痛斥刘良佐的背叛明朝，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刘良佐无言可对。
多铎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带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这些红衣大炮都是明朝之物。博洛来到江阴城下，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一定是没有尽心尽力，于是下令打了他一顿板子。刘良佐惭恨不已，督促部下拚命攻城。
守城的阎应元、陈明遇也鼓励城乡义勇扼守危城，并派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各地义师来援，却始终没有得到江浙救兵。坚持了八十天后，清军集中大炮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江阴因此失守。陈明遇巷战而死，阎应元负伤后投湖自杀，却被清军及时从水中拖出，因不肯投降遇害。
清军屠城两日后才“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大概有将近七万人死于清军的血腥屠杀中。当时人士写了一副对联赞扬江阴百姓的英勇牺牲精神：“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阴城守后纪》的作者总结道：“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在福州继统的隆武皇帝听说泾县和江阴百姓的坚贞不屈，深为感动，说：“吾家子孙即遇此二县之人，虽三尺童子亦当怜而敬之。”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陈明遇以微末小吏的身份，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竟然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实在是南明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与江阴百姓抗清同时，嘉定县民也因清政府强迫剃发起兵。满清委派的知县颁布剃发令后，嘉定百姓愤愤不平，拒不从命。有人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的意见。他毅然回答：“闻徐太史汧护发自裁，何不奋义？即不可为，乃与城存亡，未晚也。”就是说，他反对刘宗周、徐汧的只顾自身名节的消极抵制，主张积极地起兵抗清。
于是侯峒曾带领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进士黄淳耀及其弟黄渊耀入城倡义反清复明。他们同当地士绅会议后，决定率领百姓上城画地而守，并城上树立白旗，上面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