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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年轻的顾炎武对此忧心如焚，他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负的责任，十分注意身体锻炼，一边和好友们操练刀枪棍棒等作战武器，一边刻苦地练习骑术。有时被烈马一连摔落三次，肩背负伤，仍然坚持练习，终于骑术也练得颇为精熟。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和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
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二十一天，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七月，清兵陷昆山。归庄装扮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之后他改名为“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
昆山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四万多人死难。
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
『注：清兵在昆山的屠杀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是大学士顾鼎臣曾孙，也是昆山人。他是崇祯十六年进士，授钱塘知县，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潞王朱常淓投降了满清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顾咸正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胜兆领导的松江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顾家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
起义失败后，顾炎武再回到家乡，发现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断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顾炎武痛哭一场后，葬了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出发，鲁王政权已经覆灭了。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没能成功。
不久就发生了顾炎武溺杀家仆案。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顾炎武的嗣祖父顾绍芾去世时，他为了筹集丧葬费，不得已抵押了八百亩地产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方恒乘人之危，图谋仗势侵吞。
清顺治二年（1645年）后，清兵占领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满清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陆恩，策划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的罪名告发顾炎武。顾炎武闻讯于当年五月潜回昆山，秘密溺杀了陆恩。于是叶方恒借机将顾炎武绑架，必欲置之于死地。后来，幸亏友人归庄等人及时营救，将这一案件告到满清松江府，但顾炎武也因此被满清官府逮捕，以杀人罪下狱。
顾炎武的朋友们为了搭救他，去找钱谦益帮忙。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就能顺理成章地保顾炎武出狱。因为钱谦益投降过满清，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一定不肯那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算做拜钱谦益为师了。钱谦益果然以老师的身份出面周旋。钱谦益当时虽然已经不在朝为官，但他名气极大，许多门人都在朝为官；松江府见他出面，不得不卖了人情给他。
顾炎武被释放出狱后，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钱谦益讨还名帖。朋友不肯讨还，顾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拜钱谦益为师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顾炎武出狱后，叶方恒派遣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门外将他杀伤；同时派人洗劫他在昆山的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北方去游历，从而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顾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顾炎武的旅行治学，并不是简单的游山逛水或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抱着“纪政事，察民隐”的目的，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凡社会风俗，民生利弊，必亲历体察；于地理考证，不完全依赖文字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时间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后，仍然继续活动，足迹几乎踏遍了北京郊区各地。
顾炎武不肯乘车或骑坐马匹，他牵的两头大骡子，驮满了图书资料，每到一处，就把实地考查结果和书本上的记载对照参看，做出科学而又详细的记录，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到山西、陕西游历。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这时候，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
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他暗结遗民，曾经与台湾郑成功联络，可惜郑氏退守台湾后，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并无进取中原之心。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幸免于文字狱“庄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柽章、吴炎等人惨遭杀害。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在山西拜访完傅山后，出了雁门关，与曾三年前在代州订交的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节录》“逆诗”案（即山东“黄培诗案”）中受到牵连，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济南投案。满清政府不由分说将他关进监狱。后来还是由李因笃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狱。
之后，顾炎武精心撰写的《日知录》已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重视，纷纷向他提出转抄的要求，于是顾炎武于康熙九年（1670年）将已写好的《日知录》八卷公开刊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顾炎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归高士》诗中怀写道：“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虽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国投敌、为虎作伥的汉奸。
康熙十七年（1678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
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熊赐履的助手。顾炎武毫不迟疑，“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从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自顾炎武离开家乡，在外面飘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再回过昆山，自然再也没有见过妻子。他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遥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后，慨叹时事，回忆往昔，终于痛哭失声，颇见真情。山河碎，鸳鸯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处，也有对妻子的一丝愧疚吧，因为他在家与国中，坚定地选择了国。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侄孙。你如果在黄泉遇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沉郁苍凉，蕴含着感人的悲壮。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特意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史书记载，顾炎武“貌极丑怪，性复严峻”。他擅长理财，很懂经济，在山西创办了票号、钱庄，经营成绩卓越，在晋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顾炎武虽然一生羁旅生涯，但并不贫困。他每游览到一地，大买庄园，大买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弃之而去，“终已不顾”。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顾炎武由华阴往曲沃，县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进士韩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韩宣设宴会亲，他还应邀出席，风采依然。八日早，他拟去答贺县令熊某及在官诸君，不料上马时失足坠地，于是“疾作，竟日呕泻”，第二天凌晨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使他既留恋又厌恶、既热爱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岁。因为生前长年孑然一身，死后无子无嗣。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离1644年整整两百年，由何绍基、张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