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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停息下来，帕金不顾危险地探头朝外看，只见广场上躺着一名伤员，是赫德森。他还在动，又响了一枪，他不动了。帕金在骂：“狗娘养的。”
沃特金斯一面料理自己的腿，一面也在骂。帕金问道：“子弹还在里面吗？”
沃特金斯一声大叫：“哎哟！”接着就乐得嘴巴开了花，把手里拿着的东西举起来说，“没有了。”
帕金再次探头朝外看。“他们都待在钟楼，里面不会有多大地方，人也不会很多。”
“可是他们能开枪。”
“是呀，他们阻挡着我们。”帕金眉头紧皱着问，“带炸药了吗？”
“带了。”
“我们要试试。”帕金把沃特金斯的包打开，取出了炸药。“好给我一根导火线，10秒钟引爆。”
其他的士兵都待在街对面那幢房子里。帕金对他们高声叫喊：“喂！”
对面的门缝里挤出一张脸，应了声：“中士？”
“我要外出去投西红柿。我一声叫喊以后，你们就要用火力掩护。”
“好！”
帕金点了一支香烟，沃特金斯给他递去炸药包。帕金一声大叫：“开火！”接着他就用烟头把导火线点燃，冲到街道上，抡起臂膀，把炸药包向钟楼猛掷过去。他躬着身子迅速撤回到屋里，班里的士兵已经开了火。一颗子弹击中了一块木板的边缘，碎片溅到了他的下巴。接着，就听到炸药的爆炸声。
他还没来得及向外看，就听到街对面有人在大声高叫：“炸得好！”
帕金迈步出门，看见古老的钟楼已经坍塌了。烟尘渐渐朝废墟上降落，楼里的钟还发出了不协调的鸣声。
沃特金斯说：“你打过板球吧？刚才那一手简直漂亮极了。”
帕金往广场中间走。把被炸死的人的残肢凑在一起看，似乎有三个德国兵。他说：“这样的钟楼根本就不牢固，我们齐心协力对它打个喷嚏，它也会倒下来。”他走开了。“又是一大，又是一美元。”——这是他听美国兵常说的一句话。
“中士，无线电的声音。”话务员说。
帕金回转身，从话务员手里接过话机。“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上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已经弄清了他的真实年龄。
“大人物要你回伦敦。至于原因，你不要问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工作由你的下士代理。马上回到基地，途中有一辆小车接你。”
“是，长官。”
“命令还指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冒生命危险。听明白了吗？”
帕金咧着嘴在笑，他想到刚才的钟楼，想到了炸药包。他答道：“明白。”
“好，快出发。你这小子时来运转了。”
布洛格斯思忖着：人们都称他是孩子，但那是因为人们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参军。现在，他毫无疑问已经长大成人。走起路来，他步履矫健，充满信心；看待周围的事物，他目光犀利；在上级面前，他表现得很尊重，但又不拘泥。布洛格斯知道他在年龄问题上说过谎话，但并不是从他的外貌和举止上看出来的，而是因为一旦提到年龄时，他就有点儿小别扭——布洛格斯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审讯人员。
一开始，当帕金听到要他看照片时，他很有兴趣。现在，在米德尔顿先生那灰尘满面的肯辛顿地下室里，他已经待到第三天了，开始时的兴趣已经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枯燥无味。最使他恼怒的是不准抽烟的规定。
布洛格斯大概更觉得厌烦，他不得不老坐在一旁，始终盯着帕金。
有一次，帕金说：“把我从意大利召回来，帮忙破一桩四年前发生的谋杀案，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案子可以等到战后再办。另外，这些照片上的人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我必须对案子保密的话，你最好对我说。”
布洛格斯说：“这桩案子是要你保密。”
帕金又继续看照片。
照片非常陈旧，大都变黄、褪色了。许多都是从书籍、报纸和杂志上收集的。米德尔顿先生想得很周到，为他提供了一个放大镜。帕金有时候拿起镜子，对着一群人的合影仔细打量一张张小面孔。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布洛格斯就心跳加快，一直到帕金把照片放下拿起另一张时，他才归于平静。
吃午饭时，他们去了就近的一家小酒店。啤酒很淡，战争时期的啤酒大都如此。但是布洛格斯仍然认为：让帕金这样的小伙子喝两品脱是明智的——要是照他的兴趣，他会咕咚1加仑。
“费伯先生在个性上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人，”帕金说，“你不至于相信是他作案吧。应当明白，那位房东太太模样儿还是挺不错的，她自己就有那个意思。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当时要是懂得这种事，我自己就可能和她搭上了。不过我那时才——18岁。”
他俩吃了面包和奶酪，帕金还吃了一打腌洋葱头。回去时，他们在酒店外面停留了一会儿，好让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帕金说：“听着，那伙计可是个大汉，生得英俊，说话很得体。他穿的衣服很不像样子，骑着自行车，身上也没有钱，所以我们当时没把他当一回事。我看他可能是在巧妙地隐蔽自己。”他抬起眼睛，好像在询问对方。
布洛格斯说：“有可能。”
那天下午，帕金找到了费伯的照片，不是一张，而是三张，其中有一张在九年前照的。
米德尔顿先生有底片。
1900年5月26日，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米勒…古德（也就是费伯）出生在西普鲁士一个叫奥尔恩的村庄。父亲在那个地区是个殷实的地主，这个地主之家已相传好几代。父亲在家中是第二个儿子，海因里希也是第二个儿子。排行第二的都是军官。他的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其父母生下她时就想把她抚养成为贵族的妻子，结果如愿以偿。
海因里希13岁时进了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军校；两年以后，他调到了声望更大的格罗斯…利希特菲尔德军校，它位于柏林附近。两所军校都纪律严明，都用棍棒、冷水澡和粗劣食物来铸造学生的头脑。不过，海因里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研究了历史，而且在毕业考试中获得了该校本世纪以来最优秀的成绩。
在他的学生履历中，另外记载的只有三件事：在一个寒冬，他和学校当局作对，结果夜里溜出校门，步行150英里到了婶婶家；有一次摔跤训练，他把教练的手臂给摔断了；他曾因不服管束而受到过鞭笞。
1920年，他在韦塞尔城附近的弗雷德立克弗尔德中立区作为见习少尉服役了很短时间；1921年，他在梅茨军校参加了象征性的军官训练；1922年，他受任少尉。
（“你先前是怎么说的？”戈德利曼问布洛格斯，“在德国类似伊顿和桑德赫斯特一样的学校上过学。”）
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执行公务跑了五六个地方，时间不长，每到一处似乎都是以总参谋部候选人员的身份去的。他继续保持着一个长跑运动员的特色。他不与任何人深交，一直不结婚，也不参加纳粹党。国防部一位中校的女儿怀了孕，他不明不白地受到牵连，因此在晋升中尉时受到拖延，但在1928年还是得到了晋升。在和上级军官的交谈中，他已养成了习惯，仿佛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由于他是一名事业蒸蒸日上的年轻军官，又因为他是普鲁士贵族，因此他那种平等的习惯也获得了谅解而被人们接受。
20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与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成了朋友。奥托是他父亲的哥哥，因此他有好几个假期就在伯父家的庄园里度过，地点在奥尔恩。1931年期间，阿道夫·希特勒也是那庄园的客人，不过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当上总理。
1933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且到了柏林，任务不明。查到的他最近期的照片上注的就是那个日期。
后来，根据公开发表的消息，这个人似乎无影无踪了……
“后来的情况，我们可以猜想，”珀西瓦尔·戈德利曼说，“他受到德国反间谍机关的训练，在无线电收发报。密码、绘图、盗窃、讹诈、破坏以及暗杀等方面都学有所长。他大约于1937年到了伦敦，有宽裕的时间使他以一种身份隐蔽下来——或许他有两种身份。间谍活动中，他那孤独的秉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战争爆发以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杀人的许可证。”戈德利曼看看桌上的那幅照片，接着说，“这家伙相貌倒挺俊。”
那是一幅在第10届汉诺威步兵营运动会上5000见米长跑运动队的合影。费伯手捧奖杯站在运动队的中问。他前额很高，平头，长下巴，小嘴巴，蓄着一道很窄的小胡子。
戈德利曼把照片递给了比尔·帕金，问道：“他的外貌是不是变化很大？”
“变得老多了，不过这可能是他思想有……包袱。”他若有所思地认真看了看照片，又说，“头发比原来留得长些，但小胡子没有了。”他把照片又推到桌子那一边。“不过，这肯定是他，不会错的。”
“档案里还有两份东西，所说的两件事都是猜测。”戈德利曼说，“第一，有人说他可能在1933年进了情报机关——一个军官的履历突然不明不白地中止了，人们便做出这种惯常的设想；第二，谣传说，他在斯大林身边，作为被信任的顾问工作过几年，化名是瓦西里·赞可夫，不过这一谣传并没有得到可靠消息证实。”
“这不可能，”布洛格斯说，“我不信有这种事。”
戈德利曼耸耸肩，说：“在希特勒执政期间，的确有某个大人物劝告斯大林，要他把军官中的核心人物干掉。”
布洛格斯连连摇头，换了个话题，问道：“下一步我们该如何行动？”
戈德利曼沉思以后，答道：“首先，我们要把帕金中士调到这儿来，因为据我们所知，真正见过‘针’的人只有他；再说，他了解很多情况，不能冒险把他送到前线，他可能会被俘，受到审讯。其次，把这张照片用最先进的技术冲洗出来，请照片修整师把头发变得浓厚一些，去掉小胡子。然后我们就能把照片向下分发。”
“要下通缉令？”布洛格斯心存疑虑。
“不是。现在我们要悄悄进行。要是把照片刊登在报纸上，他准会听到风声，会逃之夭夭。暂时只是把照片分发到各地的警察局。”
“还有吗？”
“如果你没有别的意见，我认为就这么办。”
帕金清清嗓子，叫了声：“长官！”
“怎么？”
“我实在是想返回部队。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真不是那种搞行政工作的人。”
“中士，选择的余地是没有了。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多一个或是少一个意大利村庄无关紧要——而费伯这样的人有可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千真万确。”
第十一章
费伯出门钓鱼去了。
他舒舒服服地躺在船甲板上，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这是一条30英尺长的小船，以每小时3涅左右的速度沿着运河航行。他一只手懒洋洋地掌着舵，另一只手停在鱼杆上，鱼线就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