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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
第五章 康熙大帝开创盛世
康熙曾经对自己怎样管理朝政概述说：“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
这是非常真实的，正是因为他一生勤勉，从而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了辉煌的业绩，成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被誉为清代最英明的君主，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
一、卓越不凡的少年天子
康熙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八岁时，其父顺治帝福临去世，而后他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
康熙登基时，由于年幼，祖母太皇太后给他配备了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出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从异姓功臣中选拔了四位辅政大臣，以便相互制约，同时由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进行总裁。这样，康熙即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之初，尚不能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曾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把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二十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以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
这件事马上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的人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名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地扰民而疏请停止互换土地的举措。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谋杀。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然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不露出来。
康熙六年（1667），玄烨十四岁，辅政大臣索尼授引顺治帝福临十四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在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开始亲政，而这时索尼去世，鳌拜成为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族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更加飞扬跋扈。康熙同祖母密商后，决定铲除鳌拜。
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易动手。于是玄烨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嬉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玄烨突然命少年侍卫一拥而上，把鳌拜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行。但康熙对鳌拜做出了宽大处理，免于死罪，只把这个老奸巨猾的权臣终生监禁了起来。随后对遏必隆也革去太师之职，还保留了其公爵位。
这样处理，康熙不仅一举清除了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十四岁，如此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已初步展示了其卓越不凡的政治家风范和谋略。此后，康熙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统一山海，重农治河，提倡文教，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
二、康熙对历史的八大贡献
纵观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有八点：
1。削平三藩，巩固统一
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岁的玄烨开始了平定三藩叛乱的斗争。
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坐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坐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坐镇福建。这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的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尽全国财力，也不足一藩之需求，到康熙初年，这种财政困难仍未见好转。圈占土地，掠夺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由此，除去鳌拜后，三藩成了康熙最大的心病。
在这一年，尚可喜上书想归老辽东，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留在广东。康熙帝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他们也上书告老，假惺惺地主动提出撤除藩王爵位，试探朝廷。康熙于是抓住时机，决定三藩倶撤。当时，朝廷上下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认为撤藩将促使三藩反叛，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年轻的康熙帝力排众议，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制人。”
果然，吴三桂见偷鸡不成，首先公开举起叛旗，耿精忠、尚之信等也纷纷啸众而起。随即，东南西北，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察哈尔有阿尔尼叛乱，京师又发生地震，太和殿又失火，康熙爱后赫舍里也崩逝。朝里与朝外，外叛与内变，天灾与人祸，一齐击到青年天子的身上。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把家眷送归了老家乡里。
沉着冷静是杰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康熙帝在危急时刻，坚持镇定，心静不慌，原来主张不可撤藩的大臣索额图等提出要处斩建议撤藩的大臣，康熙帝义正词严地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何罪之有？”
这就坚定了平叛大臣的决心，康熙帝首先下诏削去了吴三桂的官爵，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城的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等逮捕处死。进而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镇压吴三桂；一方面又下令停止撤消尚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以便把他们稳住，尚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极为不利，便带兵投降了。
吴三桂开始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渐渐支撑不下去了，最后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后就断了气。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Ъ绦毂旆础？滴醵辏�1681），清军分三路攻进云南昆明，吴世ё陨倍馈�
这样，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康熙终于取得了削平三藩的胜利，统一了南方。
2。澎湖海战，统一台湾
早在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病逝，其弟郑世袭与其子郑经为争继承权火拼的时候，清廷就派人招抚过郑经，但未成功。不过与此同时，清廷派兵相继收复了厦门、金门等郑氏控制的沿海五省主要据点。康熙六年和八年，清廷又派官员赴台招抚，均遭拒绝。郑经企图继续割据独立，要求像朝鲜、琉球一样保持藩属关系，结果这些谈判不能进行下去。康熙认为台湾皆闽人，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坚决不许台湾独立。这显示出康熙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三藩之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七府，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区别对待，命前线指挥官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用抚，并对招抚的条件作出重大让步。
当招抚再次遭到拒绝后，清廷于是将招抚重点转向郑氏部属，正式提出“招抚条例十款”，并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实行厚礼款待，给予高官厚禄等优待政策，结果郑军中的投诚者接踵而来。康熙十九年，仅郑氏部将朱天贵一人，就率所部两万余人和三百余艘船来降，为清军建立强大的水师奠定了基础。随后清军乘势收复东南沿海诸岛，使郑氏失去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并逐步掌握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
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郑经病逝，其内部又发生争位冲突。权臣冯锡范等杀害了郑经长子郑克牍，立次子克塽继位，台湾内部政局一片混乱。康熙帝认为武力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年六月发动了攻取澎湖、台湾的命令。接着，又力排众议任命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共同筹划攻取澎、台的方略。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夏，进军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但在如何攻取台湾的方式上，姚启圣与施琅发生了争执，姚启圣主张等候北风，直取台湾，然后再取澎湖，施琅则主张乘南风先取澎湖，夺其门户，台湾不攻自破。双方争执不下，施琅密奏康熙帝，请示给予专征之权，康熙帝知道施琅有海上作战经验，为避免姚、施二人相互掣肘，决定令施琅一人独掌专征台湾的指挥权，令姚启圣负责粮饷。
郑克塽得知施琅征台的消息，非常紧张。这时破获了清军间谍所写关于澎湖防备情况的密信，知道了清攻台的重点。于是命大将刘国轩为总督，率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步兵两万余人，守卫澎湖，郑军在娘妈宫、四角山、中心湾、鸡笼屿等处修筑炮台，凡小船可登陆处，皆筑矮墙，分兵把守。刘国轩将座船停泊于中心湾，指挥作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各种战船二百三十余艘，官兵两万多人，由铜山直扑澎湖，刘国轩原以为澎湖列岛防御坚固，六月份又是台风多发季节，施琅不会贸然出兵。因此，当十五日清兵水师突然出现在澎湖海域时，刘国轩惊慌不已，急令各岛守军严加防御。次日，施琅率水师进攻澎湖，郑军列船应战，激战中，双方开始不分胜负，后来落潮时，施琅座船搁浅，郑军乘机集中炮火向施琅座船猛轰，施琅右腿被击伤，清军旗舰遇险，余船合力进前打退围攻，救出施琅。傍晚，清军撤出战斗，退泊西屿头，第二天，施琅总结了昨日海战失败的教训，根据郑军船少、清军船多的特点，制订出五船结为一队、围攻敌一船的“五梅花”战术。十八日，清军攻取了虎井、盘桶屿，随后又以老弱骄兵之计，小船队佯攻澎湖内外堑，以分郑军兵势。
二十二日，清军强攻澎湖本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将部队分为三路，命陈蟒率五十艘战船组成左路船队，自己率战船一百三十六艘组成中路船队，直攻娘妈宫炮垒。清将林贤、朱天贵率先冲入敌阵，各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