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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船和定向仪方面，中国人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先进性。从宋代初期到明朝宣德皇帝在位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公元1433年），在这近500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霸主。这位霸主并非很少把自己所拥有的优势用之于军事技术，并非像我们中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只是用火药造爆竹。其实不然，他们用火药造了一连串的火器，如能够用投石器抛向敌方的火药包、火弹，还有地雷、水雷、火箭、炮弹和火炮等。新型武器上常常还刻写着显示其奇妙功能的名字，譬如“穿心箭”、“魔力溅毒火雷”、“活霹雳”、“水火龙”（一种二节式对付船只的火箭）。第一架真正的火药炮应该是在公元1250年投入使用的。炮弹里充填着石子和铁丸，当然是由“震天雷”发出，在落地爆炸时散射出置人于死地的碎铁片。相对于火药来说，欧洲人在接受大炮方面，花费的时间很短，可以说第一张有关火炮的设计图早在1327年就出现了。可是，不同于中国人的是，欧洲人马上投入全力去发展它。
欧洲把先进于他人的优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觉得是它的发明才有了今日的现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许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们标榜为西方发明的许多东西，事实上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欧洲把它们拿了过来，而且恰恰是通过这种接受才使得欧洲第一次真正获得动力，有可能从中世纪跃入新时代。今天，把这种相互关联的认知传播开来，当属英国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先生的功绩。在一个由中国和西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的支持下，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对古代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了研究。他那浩瀚、多卷的《中国科学和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尽管尚未搁笔，但是在促进人们从欧洲中心的历史观转向真实、客观的世界历史观方面，他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
■经济：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诞生在中国？
只要认可宋代是精神艺术生活与技术革新的黄金时代，那么就不会否认它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而有些观察家甚至称之为一场经济革命。他们所讲的革命是指在扬子江流域引进水稻栽培，并由此迅速地扩展到近乎整个中国南部。这种发展原本开始于唐代，而到了宋代，由于皇帝全力支持水稻栽培，并从越南引进早熟稻种，从而使年收成几乎翻了一番。当地水稻亩产量迅速地超过了北部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的农作物，落后的南部地区，从而很快地成为了国家的“粮仓”。宋代时流传着一种说法：“苏常熟，天下足”。
农业经济的遽然崛起带来了手工业、手工制造业以及贸易业的直线上升。扬子江及其辅助河流和引向北部的运河为贸易提供35万公里船运网络。当时世界上最大、桅杆最多的舰只就航行在这些河流上。国内大型商业城池比比皆是。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金融经济的进步。在唐代就已经被发明的纸币在宋代经历了其辉煌的时期：由国家发放的、品种多样的三色纸币大量地流通起来。钱庄在发展，支票已经出现，转账和货币兑换成为可能。如同国内贸易一样，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大量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洋上的国家以及非洲东海岸诸国出口。国民人口数量由唐代的5000万迅速上升，在宋代末期达到1亿。人均生活水平据估计提高了1/3。随着水稻栽培、手工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的崛起、贸易的扩大以及技术的进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生产推动力。按照现代专业术语的说法，宋代经济增长不单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和其他资源的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粗放型增长，而且也是（基于有效利用资源方法提高所带来的）集约型增长。
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必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从我们前面介绍15世纪中叶远航被终止的历史中，我们也许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与儒家的道德和统治体系并不协调。前者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而政府中的儒教精英们的立足点则是维持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对等级秩序的认可与某种严格的待遇规定相统一。对此种平衡的任何冲击，势必都受到儒家官僚阶层以及作为这些官员根基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猛烈反击。儒家瞧不起商人，并把他们看作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尤其是根本不准备先与“寄生虫们”分享国家权力，最后再罢免他们。这正是欧洲贵族们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所采用的手段。宋代儒家精英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开启中国未来之路，让私人企业阶层进入社会上层，就将面临着逐渐失去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这是否值得？他们选择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的音符：南宋王朝（1127～1279）
来自外部的灾难不仅终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朝的衰落。公元1126年，女真族由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南下，占领了宋朝首都开封并俘虏了徽宗皇帝——一位艺术家的赞赏者、颇负盛名的水墨画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女真族竟然能够征服一个有1亿人口的、高度发达的宋王朝！显然，这里暴露出的是儒家道德及其管理体制中的第二个弱点：无力抵御任何军事力量，怀着一种和平主义的信念，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足以抵抗任何来犯之敌。
女真族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即金朝，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的管理体制。徽宗的后人把所有能够从大宋王室抢救的东西，全都带往中国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南宋，并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朝抗衡。〖TXT小说下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失却了中国北部这个曾经给宋朝带来辉煌的、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是它所带来的损失却是有限的。因为随着宋王室的南迁，南部逐渐发展成了中国经济和人口居住的中心。在南宋王朝刚刚建立时，那里的人口充其量也就占全国人口的60％，而且绝大部分是由北部逃亡到此的。而到南宋末期的1279年，居民人口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80％。3
北部人口的剧减说明了中国终止发展的另一个深层的灾难性原因：蒙古游牧族首领成吉思汗于1234年灭了北部的金国，他们在所到的城市，烧杀掠夺，所有的城池遭受了地震般的毁灭。成吉思汗父子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把肥沃的粮田变成他们的牧马场。此外，如同欧洲一样，14世纪中叶瘟疫也在中国蔓延。在蒙古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因此几乎减少了近1/3。作为中国文化摇篮的北部，在这场灾难的打击下从此一蹶不振。
在灭亡了北部的金王朝之后，蒙古人随之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攻击。从这种长期争战可以再一次看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对待军事技术以及进行战争行为上的差异，中国人对武力战争特别的反感。值得提示的是，此处所谓的长期战争是相对于蒙古人风暴般席卷俄罗斯和东欧时所用时间而言的。在与南宋的战争中，扬子江上的水上厮杀是一场关键性的决战。1276年南宋首都杭州陷落，1277年广州陷落，南宋王朝终于在1279年灭亡。
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随着他们战胜南宋而逐渐趋于稳定，忽必烈于1260年称大汗；于1267年把大蒙古国的政府机构从原来的漠北迁往北京；于1271年采用了中国的朝代名制，改国号为元。从1275年就一直住在漠北原大蒙古国王宫的马可？波罗，曾经从漠北去过当年的南宋首都杭州，亲身感受过宋代辉煌的晚霞。杭州的情景令他惊叹不已！这座百万余人口的城市远远超过了他所熟知的、宏大壮丽的威尼斯，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不过5万。
■衰落：在不经意之中悄然而至（1279～1799）
1。明代（1368～1644）
蒙古人执掌元朝也只有短短80年的时间。1368年，一场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起义的领头人是一个农户的儿子，他在父母去世后在饥荒年月出家当了和尚，并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他夺得了皇冠并且建立了明朝，意即光明照耀的朝代。重振中国的工作开始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继承了南宋和元朝的海上技术，并把它发展到一个高峰，建立了囊括整个亚洲海域的海上王国。可是在他去世（1424年）后，传统的儒家官员们控制了国家的权力，重新把中国引向闭关自守。衰落开始了，尽管它在不经意中悄悄持续了几百年。
2。到乾隆盛世为止的清代
自17世纪30年代起，明朝逐步走向衰亡。1644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他那支马背上的军队攻占了北京。明朝最后一位不幸的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脚下的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的将军们向金的后代，即向满族人求救，并为他们打开了长城。正是明朝至今为止一直以武力拒之于关外的满族人打败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并且建立了新的王朝，即清朝（纯净的意思）。中国北部不战而降，但是南部中国的反抗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671年那场大规模的冲突之后，也就是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反抗活动才真正得以平息。
满族人自视为统治阶层。他们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强迫汉人顺从他们，并且留满族辫子。为了圈地，这些新的统治者们纷纷抢夺农民的私有土地，而那些被抢夺了土地的农民和那些战争中的俘虏就得在满族人所圈的土地里干活，尤其是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可以被买卖。他们还推行了一种严格的种族划分政策：禁止汉人与满人结婚；京城北京也被分成北部的满族人城区和南部的汉人城区。
当然，新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政权无法靠残酷压制延续下去，而自由人的劳动效率远比奴隶高得多，因为奴隶所想的只是逃亡。由此，在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中，出现了一个儒家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皇帝所创建的。他们是：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
在乾隆年间，中国经历了它在亚洲发展权力的最辉煌时期。可是除了这些表面的辉煌之外，中国在技术和军事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欧洲。随着乾隆时代在1799年的终结，中国开始衰落了。进入19世纪后，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
第03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轴心时代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基础确立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卡尔。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4那时中国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发展；在印度，奥义书的作者们对整个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图士特拉设想了那副善恶相争的挑战性世界图景；在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