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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不通的人，多半是直接管理外俘的基层干部———正副职的中队长和分队长，他们都是从作战部队中调来的优秀营、连、排级干部，有的是伤愈后留下轻度残疾，不想复员回家又不宜再回到作战部队任职，便分配到了俘管处。这些干部全部出身工农，文化比较低，但经受过实战磨练，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管理部队和训练部队的经验。要说宽待外国俘虏，道理上都能接受； 可是宽待尺度超过自身水平的程度，感情上就难以接受了。
第26节
物质待遇上的简单类比，不免会令人愤慨。
一位中队长是有名的大炮，他自恃对人民有功，对党忠心耿耿，有话敢讲，有气敢出。后勤部门给外俘发毛毯的那天，他当众大发牢骚，无所顾忌。
“娘的，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他放开驴叫天的大嗓门，有意让人人都听见，“老子当 兵七年，立大小战功五次，身上让美国子弹穿了好几个窟窿眼，到如今也没摊上吃中灶、盖毛毯。这批洋鬼子倒好，当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还让他们吃中灶盖毛毯，像菩萨一样供养，这算什么名堂？！”
有位分队长也跟着嚷嚷： “说得有道理！ 这帮家伙凭什么这样有福气，当兵当的是少爷兵，当俘虏又当老爷俘虏……”
想不通确有可以理解之处。物质待遇总是同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多享受一份物质待遇，标志着多一分功劳，多一分荣誉。因此，上面才规定师以上干部吃小灶，团级干部吃中灶，营以下干部和士兵一律吃大灶。至于毛毯，也只有高级干部才够资格享用，直到后来战场形势改观，运输线畅通了，才做到全体指战员人人发一条。
一天夜里，有一名白人战俘把一名黑人战俘打得鼻青脸肿。这位炮筒子中队长在狂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命令打手离开暖炕，到室外雪地上罚站半小时。室外奇冷，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过了半小时，伙伴们见他没有回屋，出门一看，他像只蜗牛似的蜷缩在墙根，已冻得全身麻木，及时把他扶进屋里，才没有造成冻伤事故。事后得知，错在黑人战俘，偷了白人战俘视作珍宝的一包烟丝； 当然，白人战俘动手打人也不对。第二天晚点名的时候，志愿军方面向战俘们解释： 白人打黑人，是种族歧视，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白人理当受罚。这个说法，没有引起战俘们的异议。许多黑人战俘为此欢欣鼓舞，觉得是中国人帮他们出了气。
内外有别，安定局面和分清是非，有时候需要作为两本帐来处理。经过认真调查分析，战俘营领导在内部明确认定这位中队长体罚俘虏，违反了工作纪律，以个人情绪代替政策，这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不但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在他作了深刻检查后，还给予他警告处分。政策的权威性，在于它只为最高政治任务负责，一切有损于这一神圣目标的行为，都将无情地给予制止，虽然在内部采取的是教育和惩治相结合的方式，但同样是无可阻拦贯彻始终的。正是依赖这样的权威，宽待战俘的政策在朝鲜战场上才得到了顺利执行。
很快地，一些有思想疙瘩的基层干部，也都理解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维护中国人民军队宽待战俘的一贯原则，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让身心脆弱的西方战俘们过得相对地好一点，以利于他们的生存与健康，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第27节
防止战俘死亡，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几乎是一个系列工程。其中有个棘手的问题是防空。
自从志愿军初战获胜以来，多少西方战俘在转运途中死于美国空军的疯狂袭击之下，确切数字当时算不清，后来就更难算清了。在志愿军方面，为了防止战俘死于空袭，却是尽了最大努力。
简逊是当年俘管处军官大队的一位副中队长，读过高中，初懂英语，身体好，精力充沛，提起往事，记忆犹新，点滴细节都历历在目： “军官大队收容的都是美国和英国的军官战俘，他们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和英国圣切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他们当了我们的俘虏，还很讲究仪表风度，对我们的女同志更是彬彬有礼。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们会变得惊慌失措，方寸大乱，那就是遇上空袭。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空军历来是‘天之骄子’，你听听飞机型号的名称就能明白此中三昧，什么‘野马式’，‘雷电式’，‘佩刀式’，‘海妖式’，‘吸血鬼式’，‘空中堡垒’等等。这些飞行员都肆无忌惮，把杀人当游戏，只要在敌方土地上，见到什么可疑目标就轰炸，就扫射，又是火箭弹，又是凝固汽油弹，又是子母弹，又是爆破弹，又是掠地杀伤弹，不把目标区炸成一片焦土不过瘾。西方军官俘虏极怕遇上美国飞机，遇上了就没有任何对话余地，只好自认倒楣。因此，一听到空袭警报，他们就会拔腿乱跑，只认准一个理： 跑得越快，越分散，伤亡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老爷们自从踏上朝鲜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总以为朝鲜的天空对他们来说，永远是明朗的天空，安全的天空，没想到当了俘虏后也需要防范来自天空的威胁。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一当飞机的啸声传来，就会洋相百出，现成的防空洞防空壕也忘了使用，有的钻进柴堆，不想一想如果柴堆着火就会变成煨土豆； 有的钻进牛栏猪圈，多脏多臭在所不顾。
“有一回，四架F 一80喷气战斗机超低空飞来，警报响起的时候，飞机已经到了头顶。正在上课的一群军官战俘大为惊慌，四散奔逃。我急忙拉着一名翻译登上路边高坡，大声喊叫，‘你们的军官风度哪里去了？ 就地卧倒，不许乱跑，听从指挥……’翻译用英语一阵吆喝，他们果然镇静了下来，我便指挥他们沿着比较隐蔽的路线迅速疏散，进入了防空设施。空袭警报解除以后，这些军官战俘们走出防空洞，经过我和翻译的面前，纷纷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用英语连声赞叹： ‘大无畏！ 大无畏！ ’
“其实，作为人，都是血肉之躯，谁没有求生的本能，谁不懂得碰上炸弹是要丧命的。志愿军和侵略军的差别，主要在于我们是钢少气多，他们是钢多气少。我们有浩然正气，他们靠钢铁打仗，缺少的就是旺盛的斗志。何况，特殊的责任也不许我们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危。当时，志愿军俘管处主任王央公曾经在干部会上郑重地宣布过一条纪律： ‘不论哪一级俘管干部，遇到空袭如果抛下俘虏不管，自己先钻防空洞，就以逃兵论处。’
“那个时候，领导讲话就是法令，句句见分量，言必行，行必果，谁敢以身试法？ 这条庄严纪律，对战俘们一直是保密的，他们未必明白，我们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担保条件的，谁都不敢马马虎虎。
“每一次空袭，志愿军干部都以沉着镇定的形象出现在战俘们的面前，临危不惧，忠于职守。这样的形象，成了一种力量的源泉，使战俘们在以后继续遇到空袭的时候，渐渐变得大胆和从容一些，不再丧魂。 落魄地狂奔乱窜了，严格按照防空要求办，大大地减少了伤亡。”
第28节
战俘营中为数不多的医务人员，为保护战俘们的健康，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收容西方战俘后的头一个春天过得好艰难！ 三月间，恶性传染病———黄疸性肝炎像一个魔鬼悄然闯进战俘营，迅速蔓延了开来。无情的病魔对战俘和俘管人员，同时作为肆虐对象，双方都一批批地躺了下来，呕吐，发高烧，眼球发黄，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各卫生所增设了临时病房，还是人满为患。所谓病房，也不过是几幢比较隐蔽的民房和几个潮湿狭小的防 空洞，无法接纳日益增多的病人。医生护士们在昼夜不停地进行巡回治疗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制药自救的土办法。他们懂得感染黄疸性肝炎病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维生素B ，便敦促各俘管团队火速派人到鸭绿江北岸去买谷糠，在夜间装上小船运到南岸，用雨布树枝搭成小篷，遮住火光，连夜把谷糠炒熟，不论是收管战俘的中国人，还是被中国人收管的外国战俘，人人一包，必须连续吃，当药吃。不少战俘还说好吃，很香。
吃了炒谷糠，对治愈黄疸性肝炎和防止继续蔓延，起了良好作用。战俘们夸赞说： “东方人真聪明，穷有穷办法！ ”
来势凶猛的传染性肝炎，终于得到了遏制，医生和护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否则，凭俘管处范围内缺医少药的实际状况，必将难以招架，后果不堪想象。
俘管处下属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只配有卫生所和卫生队，医护人员少，设备简单，只适宜于轻伤轻病战俘的治疗护理； 凡是危重伤病战俘，只得送到俘管处总医院治疗。
总医院设在碧潼的一幢民房中。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这里是一家豪绅的住宅，内有一个大院，十多间房子，飞檐粉墙，富有东方民族的建筑风格，所幸没有遭到战火的毁损。总医院成立后，经过突击调配人员和添置设备，从里到外，都算得上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医院了。大门上方，挂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总医院”的中英文横幅大牌子，各科室和常用医疗器具基本齐全，而最富优势的，则是从国内来了一批教授级的医疗专家。他们，及时地给许多陷入绝境的伤病战俘带来了幸运的转机。
深夜，一辆汽车送来一名重伤的美军上尉飞行员。 当天下午，这名美国上尉还在飞扬跋扈地驾驶他的喷气式飞机，对鸭绿江边的朝鲜村庄滥施轰炸。恶有恶报，他的飞机被志愿军的高射炮击中，他在跳伞的时候落进了一片火烧林，一根无情的枯枝从他的左腮刺入，右腮穿出，将他整个身子像一条大鱼似的挂在空中。志愿军部队找到他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奄奄一息。战士们托住他的身躯，用轻柔的动作将枯枝锯断，连同插入腮部的一截枯枝一起，将他及时送进俘管处总医院。
救与不救，必须在瞬间作出决定。也有人不主张抢救。美军飞行员，朝鲜军民和志愿军战士都称他们为“飞贼”，提起来都恨得咬牙切齿。多少和平居民死于飞贼的肆虐； 志愿军在前线能攻能守，最大的困难就是被美国飞贼封锁交通线，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这名上尉飞行员伤得如此奇特，似乎是上苍的一种惩罚，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何况，他的脉搏与血压都到了最低警戒线，抢救并无把握。与其投入大量珍贵的药品与精力抢救一名垂死的空中罪犯，不如用同样的代价多抢救几个其他的战俘……
不予抢救的理由，并非全属无稽之谈。可是，关键时刻分秒必争，决不允许开展民主讨论贻误最后机会。政策就是最高权威，道义责任就是行动指南。领导一声令下，医生和护理人员们立刻以最快速度，把垂危的上尉飞行员抬进了手术室。
主刀医生是来自浙江省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汤邦杰，其他几位资深外科专家也同时走向手术台。
高度的人道主义责任心和高超的医术，终于将这名美国上尉飞行员从死神的怀抱中抢夺了回来。 上尉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一切正常，连说话的能力也一如往日，但他却很少说话。有一回，志愿军翻译问他为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