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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特别的学校里，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来追求真理……”热烈鼓掌。
“请不忙鼓掌。有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会使你们感到不愉快的问题，我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会场又立刻转入一片肃静，鸦雀无声。
“我以为，你们的不幸，是在于太不了解今天的东方和今天的中国。1940年的鸦片战争，拥有76万兵力的大清帝国，曾经被5000英国军队所打败，不得不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直捣天津北京，担任联军总司令的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扬言： ‘只要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这一次战争，又是以侵略者的胜利而告终，满清王朝不得已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向11个帝国主义国家赔款九亿八千多万两银子，同时割让土地，镇压爱国同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过去，中国人为什么会在侵略者面前屡战屡败？ 原因只有一条： 统治者腐败无能。恰好在半个世纪后的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十六国联军’，又一次在东方耀武扬威，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疯狂侵略我国的友好邻邦朝鲜，把战火一直烧到我国大门口，又连连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只好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们的政府首脑和军事将领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当家作主了，不再是拖辫子缠小脚的奴隶了，所以我们志愿军尽管武器落后，照样能够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的配合下，把你们现代化装备的‘十六国联军’打得一败涂地，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回到‘三八线’。甚至，不管你们这些西方官兵乐意不乐意，还是把你们‘请’到了这里……”听众们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王央公也笑了起来。接下去他又侃侃而谈，引经据典，讲述了朝中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必胜因素，讲述了中国人民军队对战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的光荣传统和理论根据，说得许多战俘频频点头，有茅塞顿开之感。有些战俘未，必赞成他的政治观点，至少也赞赏他的口才和风度。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评定军衔。自从王央公主任的这次讲话后，战俘们都不约而同地称呼他为“王将军”。就像王央公称呼战俘为“同学”一样，也表达着一份诚意，包涵着一种尊敬和信赖。
第18节
战俘越来越多，战俘营的机构必须尽快充实和健全起来。
1951年初夏，在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的部署下，俘管处各级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以碧潼为中心，沿鸭绿江南岸呈辐射状的数十公里内，建立了五个战俘团，两个战俘大队。这些俘管单位，都是由国内各大行政区分别配备干部组建的，除两个团收容南朝鲜军俘虏外，其他各团和大队负责管理外俘。当时所说的外俘，指的是非朝鲜籍战俘，也就是除南朝 鲜战俘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其中占绝大部分的是美国战俘。
收管外俘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要数第一俘管团，驻地在平安北道的昌城，离碧潼的直线距离为34公里。俘管处的工作人员们习惯地把昌城第一团说成是“外俘大本营”。在朝鲜战争前期，整个志愿军俘获的外俘和朝鲜人民军俘获的外俘，除个别情况外，几乎全部都由第一俘管团收容管理，以后才逐步分散，由三个外俘团和两个外俘大队共同收容管理。
如果说，外俘们离开血肉横飞的前线战场，来到志愿军战俘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一只脚跨出了地狱之门”，那末，志愿军俘管人员跨过鸭绿江踏进俘管处的营地，就没有一点轻松感。相反，他们好像从一个美丽恬静的花园一步迈进一片荆棘丛生的荒丘野地，顿时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了。
志愿军筹建战俘营，特别是筹建收容西方战俘的机构，完全是被战场形势逼着上马的，是一种赶鸭子上架式的仓促行动，原先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都不曾有过具体的准备。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毛泽东主席通过对敌我实力的客观估量，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冷静的战略设想。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 美国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仅钢产量就比我国多143 倍，美军拥有全世界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志愿军装备落后以及没有空军、海军参战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 第一个阶段，志愿军只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占领朝鲜北部的一块阵地，作战时间为半年左右； 作战歼敌目标是专打南朝鲜军，只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些孤立的美军。待六个月以后，再考虑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实际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预想的程度。除了归功于我方士气高涨，军民团结，指挥得当等因素外，还得利于敌军的狂妄大意，骄纵冒进。因此，志愿军接连两次进攻战役，为时仅两个月，就把敌军打回到了“三八线”。
随着节节胜利，战俘源源押下战场，不仅有成千成万的南朝鲜战俘，也有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以及其他仆从军的战俘。胜利来得意外，矛盾也来得突然。如何收容管理好西方战俘，便成了中国人有史以来头一回遇到的难题。
出兵参加侵朝战争的，一共有16个国家。这16国“联军”的兵力，主要靠的是美国，出兵最多时达一个集团军三个军八个师两个团，共计373500人。其他国家大多只是象征性出兵。法国、澳大利亚、希腊、荷兰、比利时等九个国家各出兵一个营，卢森堡仅出一个50人组成的步兵排，南非联邦只派遣一个仅有4 架飞机的空军中队； 出兵较多的英国为2 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1 个旅。当时，南朝鲜不是独立的主权国，更不是联合国成员国，但南朝鲜军仍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南朝鲜军实际动用兵力最多，达491000人。美方总兵力为904800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同16国“联军”中的13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打过交手仗，结果，这13国侵朝军队和南朝鲜军队都有官兵当了志愿军的俘虏。
相对而言，要管好南朝鲜战俘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都比较接近，语言隔阂也容易消除； 而要管好主要来自西方世界的“联合国军”战俘群，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大局需要，难办的事也非办好不可！
第19节
天地间人为贵。谋事在人，人最要紧。头一项刻不容缓的准备工作，便是以最快速度征集最得力的管理人才和翻译人才。
前线的需要，便是祖国的召唤。于是，急如星火，许多优秀干部从各部队相继抽调到了俘管处； 许多英语水平比较高的青年男女，也赶紧报名参加志愿军，纷纷踏上征途，奔赴朝鲜，着手执行这一项不持枪直接参战而其意义又不亚于持枪直接参战的特殊使命…… 四 爱国主义的旗帜所产生的凝聚力； 是无可比拟的。 抗美援朝阶段，正是神州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时代。当时报名参加志愿军赴朝担任战俘管理工作的人们，既有曾经为建立新中国而转战南北刚下征鞍的老战士，也有各个社会阶层的优秀儿女，特别是有一批品学皆优的大学生和具备高等外语水平的专家学子，也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一战斗行列之中。这些人有的出身名门望族，有的刚从海外归来，手中还攥着美英等侨居国的合法居住证，有的从事着满意的专业，有的新婚燕尔，有的刚刚投入爱河； 然而，当祖国需要，他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摒弃自身的幸福，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
这些参加俘管工作的新老战士们，多数人在开头的时候，并不曾料到要跟外国俘虏打交道……
张常瑾原是解放军的一位军事参谋，他闯入志愿军的战俘营，带有戏剧性。
1951年春，25岁的张常瑾率领20多名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到朝鲜战场搞战况调查，先到东线的第九兵团兜了一圈，随即折向西行，准备去西线的志愿军部队。在经过碧潼的时候，俘管处主任王央公盛情留客，原来他别有一番用意。
“想不想当志愿军啊？ ”王央公含笑道，“只要点个头，手续好办。你们这拨子年轻干部，都是部队里选拔上来的尖子人才，有文化，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眼下，俘管处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人手严重不足，俘虏却在不断增加，乱得一塌糊涂。我看你们就不要走了，留下来帮我们把这一摊子收拾收拾好，意义也不小，有国际影响哩！ ”张常瑾读过初级中学，懂一点外语，13岁那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员，文化教员，后来改行当参谋，文职变成了武职； 这回要他担任俘管处的教育科负责人，武职又变成文职。在战争环境中，职务的多变，往往反映一个人具有广泛的志趣和灵活的适应能力，也反映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张常瑾就是这样的人，风华正茂，虎虎有生气。他看到初进战俘营的外俘确实不好管理，又觉得管理外俘生平头一回，倒也新鲜有趣，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
带头雁的行为总具有导向作用。张常瑾的态度一明确，同来的青年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嚷嚷，都说这样的事用不着商量，前线的需要就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志愿军就这么当定了，外俘管理工作就这么干定了。三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副团长张芝荪和第29军联络部部长夏时，相继接到命令，到南京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政治部领导接见他们，告知朝鲜战场迫切需要敌军工作干部，问他们是否愿意入朝工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俩欣然同意。领导便要求他们从部属中动员一批思想好、能力强、身体健康的连级以上干部，火速奔赴朝鲜，组建第一个正规的外俘管理团。张任团长，夏任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张芝荪和夏时在部队中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敌军和对敌军中起义与投降官兵进行教育训练。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听说要去朝鲜，他俩立刻意识到，朝鲜前线打了大胜仗，抓了大批敌军战俘，又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二月底，张芝荪与夏时分别率领一批骨干和少数勤杂人员，从南京乘上闷罐列车，北上沈阳，会合后，立即经安东（今丹东）奔赴朝鲜。当时宣布严格纪律，一切行动对外保密，不得给亲友写信通电话发电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随带的物品中附有任何解放军的标记都得除去，连毛巾上印着的“八一”军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