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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懂得的，纯粹是“破坏婚姻的恋爱”罢了；卜伽丘已开始意识到婚姻和恋爱应该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究竟是他那个时代的新人，比中世纪的骑土向前跨出了一步。然而他毕竟和旧时代还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以往往表现得十分满足于欣赏那种“破坏婚姻的恋爱”——私情，而对于包办代替的买卖婚姻的罪恶，却揭露不多，也不够深刻。
人文主义思想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提倡“人性”，反对“神性”，这“人性”其实是体现着资产阶级自身性格的人性罢了。所以并不奇怪，《十日谈》中许许多地方赤裸裸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个性解放几乎同时意味着性的解放；对天主教会不公开的纵欲的批判，似乎只是为了代之以资产阶级公开的纵欲。如果说，那些富于批判的锋芒、揭露天主教会腐败行为的故事，使人看到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没落命运，那么《十日谈》里另外一些不很高明的故事（例如第八天故事第八等），难道不可以看作预示着资本主义国家里必然会出现的那种淫乱污秽的社会风气吗？
称颂人们富于进取精神、发挥自己的智谋才能、相信人生的幸福是可以凭个人的努力争取来的，这同样是《十日谈》的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思想——第三天的故事总题就是：“凭着个人的机智，终于如愿以偿，或者物归原主。”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很庸俗的故事，突出地表现了损人利己、尔虞我诈，不择手段的恶劣作风（第二天故事第四、第九天故事第四等）；而对于作者，这些行为由于带来了个人的好处，却似乎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尽管卜伽丘的《十日谈》有不少这样或那样的糟粕，尽管有些故事，随着历史的进展，它们的思想光芒已经日趋黯淡了，但是，在六世纪以前。正当欧洲天主教会气焰万丈的时候，敢于以文艺作武器，针对着反动势力投出猛烈的标枪，刺破了永恒的天国的幻梦；怀着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宣扬幸福在人间——这样一位旗帜鲜明的战士。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当我们正努力要把二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和它的残余从自己的国土上铲除掉时。我们有理由纪念卜伽丘，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把他看作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们战友。
四
卜伽丘在1313年诞生于佛罗萨，也有可能诞生于离佛罗伦萨西南二十英里的一个小市镇切塔尔多，他父亲在那儿有房产。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金融业商人，母亲身分不明，大概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女人。
关于卜伽丘的早年传记资料不足，向来都根据他早期作品中所提供的带有自传性的线索，以为他诞生于巴黎，母亲是法国人，生下他不久后就死去了。但是现代学者对于这些说法已予以否定。
卜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中间长大，这和他日后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是很有关系的。他自幼爱好文艺，喜欢读书，萌发了将来做一个大诗人的心愿。大约在他十四岁的时候，老卜伽丘不顾儿子的志趣，把他带到那不勒斯去习商。他混了六年，毫无成绩，老卜伽丘只得叫他改行，在那不勒斯学习教会法典，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行业。枯燥乏味的宗教法又耗去他六年岁月。卜伽丘痛心地认为，他学诗无成，白白地蹉跎了十二年大好光阴。
幸而当时那不勒斯的宫廷比较开明，在国王周围，除了封建贵族、早期的金融家、远洋归来的航海家等外，还聚集着一批学者，有些还识得希腊文，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在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一个文化中心。卜伽丘借光他父亲的影响（那不勒斯的财政靠佛罗伦萨金融界的支持），有机会参加宫廷的一些社交活动，扩大了他在文化领域中的视野。在他逗留那不勒斯的这段时期，开始摹仿当时盛行的雕琢堆砌的文体，写起诗文来。
他把他早期的作品都奉献给他青年时代的情人“菲亚美达”，并且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中追叙了他在教堂中初次遇见菲亚美达，一见钟情，二人以后热恋的光景。《十日谈》中的七个讲故事的姑娘中，有一个就叫做“菲亚美达”，作者把她形容得非常美丽：“一头金黄的鬈发，一直披到洁白细腻的肩膀上。她那鹅蛋脸儿才真多是百合花般洁白……”（第四天结束部分）。学者们向来认为这位在创作生活上给予卜伽丘很大影响的菲亚美达，就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儿玛丽亚。不过现在学术界也有对这一说法予以否定的。
卜伽丘的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菲洛柯洛》（Filocolo，l336），用托斯卡尼语散文写成，叙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他们克服重重阻碍，终成眷属；其中有两个作为插曲的故事后来收在《十日谈》里。《菲洛柯洛》可说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长篇小说。
牧歌《亚美托的女神们》（Ameto，1341－1342）采用神话题材，是对于爱情的歌颂，由于爱情的点化，一个粗鲁的牧羊人一变而为心地高尚的青年；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有诗有散文的作品在结构上和《十日谈》有相似之处，七个仙女各自向牧羊青年亚美托诉述自己的爱情故事，文笔也比较流利，有人甚至称这部牧歌是“雏形的《十日谈》”。
卜伽丘创作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Fiammetta，1343一1344）时，摆脱了古典和神话题材的套子，而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者把一个失恋的少女的内心世界的种种感受：她的爱情和痛苦，幻想和希望等，都细腻地刻划出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的“心理小说”。《菲索拉诺的仙女》（NinfaleFiesolano，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写仙女和牧羊青年的恋爱悲剧，她因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而遭到了惩罚。冷酷无情、厉行禁欲主义的黛安娜女神把这一对情人变成了两条河流，但是最后这两条小河流到阿诺河，又汇合在一起了。这篇长诗的一些精采片段，写得清新、舒畅，是卜伽丘成就最高的一部诗作，正象《菲亚美达》是他除了巨著《十日谈》以外，可算最好的一部小说。
此外作者还写了两篇叙事诗《菲洛特拉托》（Filostrato，1336）和《苔塞依达》（Teseida，1339），英国乔叟的两篇叙事诗《特洛勒斯和克莉西德》、《骑士的故事》取材于此。通过不断的努力写作，卜伽丘逐渐摆脱了当时盛行的那种雕琢浮华的文体，跳出了古典神话题材和中世纽迷信题材的圈子，现实主义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增长，为他进入创作上的成熟期、写下他的巨著《十日谈》作好准备。
1339年，卜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卜伽丘的生活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从此他结束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括，而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1340年岁末，他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老个城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共和政权一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参加了行会，曾在佛罗伦萨共和政体中担任掌管财政的职务，曾先后七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及法国等地，办理外交事务，其中之一，是在1351年去帕度亚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返回佛罗伦萨。这两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在1350年开始交往，二人从此结下生死不渝的友谊。
1348年，意大利爆发可怕的鼠疫，蔓延到佛罗伦萨，大半居民死于这场灾难。大概就在鼠疫平息不久，记忆犹新的时候，卜伽丘开始创作《十日谈》。当时学者们大多使用拉丁文写作，以为这样才能使作品传之悠久，卜伽丘却来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下他的巨著。他和他终生敬仰的前辈诗人但丁，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十日谈》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分别取材于意大利中世纪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的寓言和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历史事件，宫廷里的传闻，以至街头巷尾的闲谈，和当时发生在佛罗伦萨等地的真人真事等等（卜伽丘早已有心地把他感到兴趣的材料——记录在他的笔记本里）。前面介绍过，《十日谈》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斗争，但是作者坚持到底，终于用几年工夫完成了这部杰作。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自己处境的孤立，感到被黑暗势力四面八方包围着。卜伽丘后来终于动摇了，屈服了，背弃原先为之奋斗的信念。这似乎多少可以从《十日谈》以封建说教的故事告终而看出一些苗头（作者仿佛借此表示他无意触犯封建旧道德，好缓和人家对他的一些非难）。在《十日谈》的最后几天里，不乏优秀的故事，但总的说来，批判的锋芒减弱了，不如开始四天的那种声势了。在《十日谈》成书后没有几年，他写了短篇小说《不祥之鸦》l356？）。作者好象已换了一个人（其实是他消极落后的一面暴露出来了）。他采用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斥责爱情是淫荡的肉欲，咒骂女人是邪恶的祸水，这样，在和过去的自己（歌颂爱情、崇拜女性的卜伽丘）唱起反调时，他无异宣告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终结。这一讽刺作品可算是他最后的一部文艺作品了。
这以后，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改用拉丁文写作。应该说，卜伽丘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只是已失去了战斗的锋芒。他研究希腊文学，著有《神谱》十五卷，可说是古代神话的百科全书。通过他的努力促成，欧洲第一次有了荷马史诗的（拉丁文）译本。他致力于研究但丁的《神曲》，1373年，最后一次修订他的《但丁传》。晚年公开讲学，主持《神曲》讲座。在传布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扩大文艺复兴的影响上，卜伽丘作了不少工作，但和他前期的文学活动比较起来，成就不算太高。
1362年，有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Cartbusian）的天主教憎侣，在临死前派遣另一个苦修教派僧侣，对卜伽丘进行咒骂、威胁、规诫，使他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的震动。他忏梅了，愿意弃“邪”归“正”了，甚至要把《十日谈》和他的其他著作都付之一炬，把他收藏的书籍都卖了；他还打算皈依教会，这样就将彻底抛开了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幸而他为彼特拉克所劝阻。l374年，他的好友彼特拉克病逝，这对于他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第二年冬，他在贫困和孤独中离开人间。
1471年，《十日谈》在威尼斯出版，这是这部巨著的最早版本，当时欧洲才开始使用印刷机；接着在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谈》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总之，在十五世纪，《十日谈》印行达十版以上；在十六世纪又印行了七十七版。这充分说明了这部以新的文学形式出现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深受欢迎的情况。
《十日谈》又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1620年，英国出版了根据法译本转译的英译本；这以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又先后出现了不下于十种英译本。在英国，没有一本意大利文学作品引起翻译家和读者这样浓厚的兴趣。
《十日谈》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英国乔叟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