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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凛冽难犯，这就太难为O型血了。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生硬，说的和听的都觉得尴尬，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那眼神里有一点儿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还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回头怀疑自己。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洋（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象（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人，曾有过这样困窘的少年时代？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的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孩子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还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将来和世界也是一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话语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但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儿撒娇赌气的成分，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如此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调唆下，她无力分析父亲突兀举动背后那千回百转的心结，只是独自愤懑。
但不管怎样，至少她从不觉得父亲完美，而母亲在她心中，却是闪着天使的光环的。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张爱玲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如锦，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在成长过程中，是遇见并崇拜过这类女人的，她们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作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希米亚元素，高级一点儿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招一式都有个范儿。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现在她很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多么虚浮，不曾经历幻灭的灵魂，多么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工序。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棒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号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这件在张爱玲的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暗自揣度一下，没准儿我妈也干得出来，假如她也爱打个牌的话。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这一招绝妙呢，四两拨千斤地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小幼苗。在对待子女的感情问题上，很多父母都是自以为聪明的。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写了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得罪了她舅舅，她姑姑警告她说，你母亲回来会生气的。张爱玲说，母亲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她姑姑，是因为那八百块钱。她还说，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她的。嗯，还了你，你就不是我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我评头论足挑三拣四，让我一直生活在你质疑的目光里了。
还了你，我们就不相干了，你就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动我的钱了，你不知道，你动的，是我的一整个世界。
最完美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但这抒情的梦想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她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
她跟胡兰成解释，胡兰成过后拿了一箱子钱给她，后来又给了她很多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像一条紧张的蛇，蛰伏在洞口，等待着她的债主归来。
旋即日本投降，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这时应该慷慨赠金，像戏文里上演的那样，用胡兰成的话，则叫“报他的恩”。但是，相对于这乱世情，还母亲的钱，仍然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主题，她硬着心肠想，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反正青芸已经为他牺牲掉了。
她因此变得更敏感。当他沉默，她就觉得他是怪自己不拿出钱来；当他说别人“心肠坏”，她也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怪她不拿出钱来；她可以千里迢迢去看他，牵肠挂肚，在他面前泪水横飞，就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她觉得，自己逼出了住在他灵魂里的那个“泼妇”，变着法子诅咒她的一毛不拔，可她就是不肯拿出钱来。
近乎草木皆兵，胡兰成的朋友跟她说起胡兰成的新欢小周，她也觉得那人是用这种方法刺激她，要她拿钱。“吓不倒我。”她心意如铁。没有比还母亲的钱更大的事件，她少女时代就积攒起来的意志与决心，谁也不能抗衡。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赔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她说这是还她的。‘w…r…w…h…u。c…o…m‘
她母亲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想来不比当初黄素琼把那八百块钱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不管张爱玲说得多么客气，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二两金子上，聚集着的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女佣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小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随意的举动，都被她读出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他（她）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
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儿什么。
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再未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挨过了和赖雅在一起时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汝狄，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那个男婴最终是被抽水马桶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
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养儿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