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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老郑只好苦口婆心地一次次做工作。别人骂，他默默听着，别人骂渴了，他端上一碗水；别人骂累了，他再跟人家掏心窝窝话。直说得人家不能不点头称是。
那就搬吧？！
搬，可以答应你，但我们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说，让埋在地里的人再挪动迁移，是不孝的事。你支书得为我们祖上的人穿丧戴孝，否则我们就不搬！
老郑闷了一口气，知道只有这样了。为了三峡工程，为了完成百万移民，我老郑就当全村那些先亡的老祖宗们的孝子吧！
于是，村上每起一口棺材，老郑就按照当地的风俗，全身上下穿孝披麻，一路护送灵柩到新的安葬地入土。然后双腿跪下，磕上三个响头……
乡亲们就在老郑的这般虔诚和真情下，心理得到了平衡，搬迁和建新村的工作因此顺利开展起来。
经过一个秋冬，整整齐齐的移民新村矗立在高高的山坡上，就像外国电影里经常看到的“城堡”一样漂亮。
洋河村的村民们不仅家家户户有这样一块光荣的“三峡移民”石匾，而且他们在郑昌省的领导下，利用提前搬迁几年的时间，在别人仍在为苦别故土挥泪时，便已经重新走上了致富之路。
难在理上。
都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理的。百万三峡移民更是如此。
但有时候，怕就怕讲理了。比如说早先的三峡移民条例上明文规定，那些表现不好，吃过官司坐过牢的人是不允许列入搬迁移民的名单中的。这让许多本不想搬迁到他乡的人感到不理解。噢，我好端端的良民一个，就是因为恋着自个儿的家乡不愿搬迁，你们干部一次次上门做工作，逼得我们非走不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的人倒好，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库区不走，这是哪门子的理呀？
没有人回答得出来。移民干部非常伤脑筋。
解释只有一种：国家考虑为了不让三峡移民给迁入地的政府和群众带来麻烦，所以作出了如此一条规定。
政府想得如此周到，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却并非让做移民工作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干部群众满意。
迁出的三峡库区认为，既然承认当三峡移民是需要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国家利益的一面，那么为什么让普普通通的百姓作这种牺牲是可以的，而对那些曾经犯过事、对国家和人民欠过情与债的人就不能让他们也牺牲牺牲？
不想走的人盯着这一条问你们移民干部一百遍，你干部未必解释得通。既然解释不通，那么一句话：我也不迁。
犯过事的人也有理呀：好好，过去我是犯过事，做过坏事。可现在我出狱了呀！改造好了呀！是个普通公民不是？那为啥就不能让我们也为三峡建设贡献些力量？牺牲些可以牺牲的利益？别人不愿意搬迁，我们愿意呀！我们愿意做一名光荣的三峡移民呀！
三峡移民工作中就有这么多谁都有理的事，你说咋办？最后当然只能服从国家政策一个大道理。但具体的工作却难上加难了。
在巫山，我遇见了移民老张和老付，两人同在一个县，却不是一个乡。老张是第一期移民，第一期移民多数是“就地后靠”，即虽也属百万“三峡移民”之列，但仅是从淹没的老宅基地搬迁到了后山的坡上。当年干部动员老张家搬迁的时候，他大喊小叫着不愿搬，说是原来住在江边的土地如何如何地肥沃，家里的橙柑如何地丰产丰收。“后靠”的山坡虽然干部们通过努力帮助他盖起了比以前更大更好的房子，但老张心里总有怨气，因为除了认为自己新家没有老宅基的风水和耕地好外，主要还是看到像老付他们就没有搬迁。
当时没“后靠”的老付心头有点幸灾乐祸，见了老张总是拿他寻开心说一声：“老张啊，你可是三峡移民的先锋啊！”谁知这话说了不到两三年，这回老付家被列入了外迁移民，而且一迁就迁到了安徽。于是老付大喊小叫自己“亏”了：凭什么老张他们可以“就地后靠”，我非得背井离乡到安徽？干部做工作，说为了保护以后的三峡环境，国家政策作了调整，加上库区没有那么多耕地，外迁可以使你们比较快地实现致富。当然，还要想到我们是三峡人民，要为三峡工程建设作贡献。老付到安徽一看，确实不错，干部们没骗自己，瞧房子是新的，地也比老家的多，以后发展肯定有潜力，于是痛快地同意了外迁。
老付跟老张的攀比算是有了个明确的结果。
突然有一天，老付碰上了本县另一位老相识老章。一问，说人家老章也是这一年的外迁移民，不过去的不是安徽，是广东。
广东那地方好啊，人家真把咱当做亲人看待，地给的是最好的，房子盖的一律是新洋房，有水有电还有卫星电视……哈哈，一句话：老子值了！
老付不信，悄悄自己掏钱走了趟老章他们外迁的点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气呆了：人家广东这边就是比安徽那边强嘛！
一样是移民，一样是外迁移民，干啥安排我们非要到安徽，别人他们凭什么到有小洋房住的广东，听说到上海、江苏和山东的也能住小洋房？老付回来后便找到了移民干部问究竟。
老付说完上面的话，还留下一句更尖刻的话：我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好公民，三峡移民中的积极分子呀！从鼓励角度你们也可以安排我们到广东或者上海等好地方去嘛！不会去广东、上海那边的移民中有你们干部的亲戚吧？
像老付提出这样的问题绝对不是非理，平心而论，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自然要答复，而且要答复得令人家心服口服。
难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该到什么地方的你还必须到那儿去。国家要安排百万移民，不可能绝对地同样自然条件、同样规格模式。广东、上海富裕，愿多拿出些钱为移民盖“小洋房”；安徽、湖北的政府和人民热心呀，他们派人来一对一、一帮一地为你发家致富送知识，送经验。只要再往细里深里长远里想一想，看一看，原来不管外迁到哪儿的移民们都得到了实惠和特别的关照。“后靠”的更不用说，你不用经历背井离乡的外迁遥途与不适，你可以在淹没期前的几年间就获得那些闲置地的双倍甚至几倍的收成，你还可以享受以后三峡建成后的源源不断的好处……
理，有大的小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就看你从哪个出发点寻思了。
移民们能不寻思嘛！他们天天在寻思，每一次寻思就想出一大堆理来。三峡移民工作就是在这千寻万思中不断解决问题，又在不断解决问题后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着。
最难最难的是政府。
在三峡库区，我们到处可见“舍小家顾大家，愿为三峡作贡献”这样的口号。这里的“大家”自然指的国家。咱中国老百姓听惯了国家这个词，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代名词，是庄严的代名词，是幸福和兴邦的希望，是胜利走向胜利的目标。
但国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国家也是有人支撑的一个机构和一个群体组织，它只是由无数个百姓的“小家”组成的“大家”而已。俗话说，各家都有各家的难事，自然“大家”也有“大家”的难。在三峡移民问题上，“大家”其实绝不比百万移民的“小家”难事少。
三峡移民最难最难的是国家和政府。
先说说为啥一项谁都知道利大于弊的工程要拖了几十年才兴建？
第一，当然是国力问题。
然而国力问题是惟一的吗？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没有一个被全民族接受的振兴大中华的战略，没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下的精心论证的科学方案，有了国力也照样不可能上马三峡工程。
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几任国家当家人几乎全都耗尽了精力，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但他最终还是在长叹声中不得不放弃这“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大略。只有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断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只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了三峡工程的建设。而第三代领导如果没有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铺垫与准备，即使10年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照样不可能动工。
三峡工程的难，难在工程技术之外的事上。
就百万移民一事，国家的难比百姓想象的不知要难多少倍！
就一个到底应该移多少人的问题，便够国家难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尽量少移，因为过去的50年间证明，凡一次重大的工程移民，几乎都留下了擦不完屁股的烂事，忧白了多少民政干部和领导人的头发！为了处理这些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的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
少移民就是好？！
绝对不见得。少移民就会使本来可以发挥巨大库区容量的三峡工程变得不伦不类。要想发挥三峡枢纽巨大的水力资源作用，就必须把水库蓄水位往上提，提得高高的。于是，移民就这样变多了。
三峡工程决定了它必须是大量移民的伟大工程。
于是，国家在这样不可更改的客观面前，开始考虑尽量少让淹没区的移民们背井离乡，中国人可以像牲口一样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对故土的恋情甚至超越于任何一种人间的情感。“就近后靠”的思路正是鉴于上面的因素——完全的一个为民着想的思路。
然而，三峡地区本是山高水险之地，可耕面积人均不足一亩，三峡水库所淹没的正是原先老百姓们耕种的最好的土地，大片的沃土在此间荡然无存，本就缺少耕地的库区更是无地可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孤苦的难民。难民多了，国家还能稳定？政权还能巩固？
其实，根据卫星航测，三峡库区可耕面积应该能够至少达到1000万亩，真正淹没的仅几十万亩。不过，老百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可耕面积和实种耕地之间是需要一个时间问题，即一块山岗乱石坡，你要让它成为有粮可收的耕地，没有三五年恐怕难成现实。
矛盾就这样出来了。国家得想办法。
国家也终于想出了办法，而且办法想得非常非常之早，就在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尚在一遍又一遍地无尽地论证时，试验在“后靠”的山岗上开垦种植柑橘的战斗早已拉开——
还好，白花花的银子扔在那些乱石山岗上真还种出了郁郁葱葱的果树，适合三峡地区生长的柑橘林让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于是种柑橘成为一项缓解移民生存危机的措施被广泛推广，但时不多久，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开始时，市场经济的风暴突然把三峡移民的“柑橘致富梦”吹得一干二净：土生土长的柑橘哪能打得过洋货洋果？就连本国本省的水果也可以将屈原老先生千年传下的柑橘打得稀里哗啦，一分钱不值！
移民们哭了。国家更在哽咽。
办法还得重新想。
于是，新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中有了这样十分醒目的内容：“农村移民应当以发展大农业为基础，通过开发可利用的土地，改造中低产田地，建设稳产高产粮田和经济园林，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渠道妥善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是啊，“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好办，问题是三峡库区真正有条件办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地方实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