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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文件”引发出一个叫“三来一补”的名词，正是这个极具浓厚争议色彩的名词改变了东莞的命运。可以说，东莞改革开放这扇门的打开就是从这个“22号文件”开始的。
也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吹响中国伟大时代改革号角的话，那么，东莞人则是在这个号角下走在最前列的那群勇敢的改革先锋！
然而，在30年前的那个岁月里，这种开创历史的承载者角色，连东莞人自己也没能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的记忆是，饥饿着的你我他都在寻找黎明前的那束曙光。
有这样几个历史镜头——
1978年7月30日下午，太平公社农民李玉龙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一个老光棍，悄悄告诉老光棍一件事，说他今晚要去东南角。
李玉龙所说的东南角指的是海那头的香港。那年头当地人不敢直接说“香港”，都习惯称“东南角”。晚上，人们只要站在家里的窗口处，就能远远看见东南角的上空，一片红光。那片红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天堂。
向老光棍打听清一些事后，李玉龙沿着太平公社那条窄窄的路往回走，心情不知不觉沉重起来，今晚不知能否走成，凶吉未卜，这两天母亲一直哭哭啼啼，如一切顺利，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相见……走着走着，迎面走来3个男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其中戴眼镜的高个男人尤为引人注目，40岁模样，从衣着上看，没准是“东南角”那边的人，他正琢磨着，那人冲他走过来，问起路来，打听太平服装厂怎么走。
李玉龙给他们指了指路。看着这3个人的背影慢慢消失后，李玉龙这才慢腾腾地往家走。
那天晚上，天黑下来不久，李玉龙就出发了。
2007年11月15日，时光消逝近30年后，年近五旬的李玉龙在长安镇的一家茶楼里向笔者详细回忆了那晚的惊险偷渡：“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开始出发的，我们就往香港发电厂那个方向划，划了大约六七个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我们的船就到了香港。下了船我们分开走的，我和另外一个人沿着一条山路往前走，没想到刚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冒出好多香港警察。在香港被关了两三天后，就被遣送回来了。回到这里又关了一段时间，先在广州三河收容站关了7天，然后又转到东莞樟木头关了几天，接着又是在大朗，前后关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
李玉龙被放回太平没几天，在路上又见过两次向他问过路的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一打听，果然是个香港人，现在和太平服装厂做起了生意，开了一家叫“太平手袋厂”的企业。
这个香港人叫张子弥。
事实上，如果没有“22号文件”，张子弥很有可能破产变成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然而，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却使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三来一补”的第一人。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时刻。他每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企图摆脱困境，也曾把心思动到内地，只可惜内地大门一直紧闭。当张子弥在1978年7月中旬无意中听说内地出台了“22号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时，他突觉绝处逢生，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乎，他在听说“22号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广东打探情况。打探得知，对于国务院“22号文件”，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应，将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5个县定为试点。
张子弥心花怒放，他立即通过广东的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也巧，广东省轻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正好是个东莞人，便引荐他来东莞发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这般地充满偶然性。
在东莞考察几处后，张子弥这天来到了太平（该地于1985年和虎门合并为虎门镇）。在这个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他一路打听下来，终于找到一个叫太平服装厂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自国务院“22号文件”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就是“22号文件”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其秀。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
●悲喜大逃港
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入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高潮……”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个让人困惑和忧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个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