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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反攻美伪惊，春季攻势乘东风；
势如破竹歼敌寇，东方发白雄鸡鸣。
1972年的春天，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印度支那3国4方军民开始了战略反攻，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季攻势。如果说美伪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的话，那是由于印度支那人民和武装部队之间配合得极好的缘故。
据西哈努克介绍，这次联合作战是这样配合的：武元甲指挥的坦克、重武器从北越方面开来；巴特寮的武装部队从纵深方面保护着南北补给供应线，并在老挝西部地区进行牵制性的攻击；民族解放阵线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在南越各省发起进攻和暴动；柬埔寨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在柬埔寨东部和东南各省向敌人进攻，特别是在鹦鹉嘴地区、连接金边与西贡的一号公路沿线以及沿着柬埔寨一南越边界的各战略要点发挥了显著的威力。老挝、南越和柬埔寨人民在发动春季攻势之前，英勇地作出了1年以上的努力，不顾敌人疯狂的空袭，帮助运输和储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
西哈努克说：“从军事上讲，通过柬埔寨境内的鹦鹉嘴地区是通向西贡距离最短的道路。战略上重要的南越中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同我国已完全解放的东北诸省相毗邻。通过我国东南诸省同眉公河三角洲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乃是把配备重武器的部队渗透进来的最简便的途径，而游击队的老战士中就有不少属于在那里定居的几十万柬埔寨少数民族。因此，在南越解放的最后阶段中，柬埔寨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我们一向认为，南越的解放与我们自己的最后胜利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部队一面防守我们自己的解放区，并继续对金边本身的敌军设施进行猛烈的攻击，同时也在边境地区发起主要攻势，为我们的盟国打开进入南越的渗透路线。”
1970年4月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已经预见到这种协同作战方式了。这个会议的最后公报指出：“从每一个国家的解放是其本国人民的事务这一原则出发，各参加国保证尽一切力量，根据有关国家的愿望，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彼此相互支援。”它还进一步规定：“印度支那3国人民在胜利的推动下，将最充分地利用他们主动进攻的态势，在各条战线上毫不停顿地向前推进，加强战斗。”
印支3国4方每一方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规定。在整个1971年和1972年的头几个月，主要的战场似乎已经转到了老挝和柬埔寨，正是在各条战线的配合作战为在南越的春季攻势铺平了道路。
在发动总攻的前夕，柬埔寨的民族解放武装部队，在金边地区首先发起猛烈的进攻。3月16日，金边的波成东机场的一个大军火库被炸毁。3月21日，对该机场的军事设施和金边的主要电台发起了另外一次猛攻。3月24日，金边市中心横跨洞里萨河的重要大桥——水净华大桥的中段被炸毁。对金边市内的袭击，迫使敌人从其他地区抽调军队回来保卫首都。柬人民武装在其他战线也很活跃。3月20日，柬人民游击队炸毁了金边东南25英里西贡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还把位于其东5英里的另一军火库炸毁了一部分。这些只是在发起主要进攻之前，旨在最大限度地分散敌军兵力的几次重要的行动。
为了统一协调这次军事行动，2月份西哈努克前去河内。那正是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前夕。在河内期间，越、老、柬3方领导人对春季攻势的全面计划进行了讨论。3国4方一致认为：“谁也不用想拿某种新的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来欺骗我们了。我们觉得，我们以前老是受西方的愚弄，这次非要把那些美国傀儡政权彻底粉碎不可。”
在研究了印度支那形势的各个方面之后，他们一致认为，现在有如顺水行舟，而且背后还有“顺风相助”，因此，这次春季攻势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武元甲深信，西贡傀儡目前已无能力进行像1971年3月入侵老挝南部和柬埔寨那样的作战行动了，朗诺军也无能力支持另一个类似1971年8—12月在柬埔寨六号公路沿线的“真腊二号”那样的作战行动了。由于伪军中训练、装备最好的部队都遭受了惨重损失，进行那样大规模的行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印支各国人民武装却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因为从总的方面来说，人民革命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
各方面提供的情况表明，敌人营垒内部四分五裂。南朝鲜雇佣军看不起西贡的军队。西贡军队的主力部队看不起一般的正规军。西贡正规军又看不起朗诺的军队。在老挝的泰国军队和苗族雇佣军则看不起万象的军队。这些情绪大大影响了他们的整个士气。西哈努克说：“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在这同时，随着我们武装部队的发展，我们协同作战的能力和由于有共同的目标所产生的团结精神都有所加强。”
“在1971年春季冒险入侵柬埔寨与老挝时，尼克松错误地消耗了西贡军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就为我们武装部队在1972年采取攻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印度支那革命力量的声势在我访问河内时已接近高潮了。”西哈努克说，“我们柬埔寨部队是印度支那大家庭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我只要用我们部队的发展情况作为衡量尺度，就可以对那些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大哥们的素质有一定的了解了。在一个短得令人不可置信的时间内，我们的部队就已经变成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并且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武器。在春季攻势的前夕，敌军的士气更低落了，而我军的士气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抵抗根据地来的一切报道都证实了这一点。”
西哈努克进一步指出，在提高战斗精神方面，正义的事业、战场上的胜利以及人民的支持等等因素具肴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河内会议上的估计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尼克松对战场上的失败作出多么凶残的反应——我们之中任何人都没有低估他的野兽般的报复能力——但那也只能提高我们部队的士气和决心。”
在河内期间，西哈努克同越方领导人孙德胜主席、范文同总理、武元甲国防部长和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必须竭尽全力，团结一致，争取全胜，并根据这种精神签订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说：
只要尼克松政权还继续在印度支部各国推行其新殖民主义阴谋，继续推行“尼克松主义”，柬埔寨人民和越南人民就决心竭尽全力、并肩战斗，直到彻底胜利……柬埔寨人民方面决心毫不妥协、绝不动摇地进行斗争，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西贡和曼谷走狗以及它们所有的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从柬埔寨赶出去，推翻和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和山玉成集团的反人民、反民族和反宪法的法西斯政权，以便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主权、中立、和平、民主和繁荣的柬埔寨。
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暴力、任何蛮横威胁或任何险恶阴谋都不能使印度支那3国人民背离他们的崇高目标：解放整个印度支那，使印度支那成为一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组成的自由和和平的半岛，确保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有权沿着独立、和平与真正中立的道路前进。
西哈努克说，也许由于全世界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方面，所以当时才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但是，春季攻势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发动的，3国4方人民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在进行攻势之前和在攻势过程中互相合作，赢得了印度支那人民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胜利。
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问题，西哈努克说，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7月12日凌晨“坦率地对我谈了对形势的估计”。尼克松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后没几天，周恩来总理又向柬埔寨国家元首作了通报。关于印度支那部分，中美讨论的情况是：
周恩来明确地对尼克松说，如果他想解决柬埔寨问题，或越南问题、老挝问题，那他就应该自己去同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打交道，直接同他们讨论问题。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尼克松对于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见不表示热心，因为如果同西哈努克亲王见了面，那就意味着朗诺政权会马上垮台，而尼克松还不想看到它垮台。印度支那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决不会放弃他们的主权；而中国人的观点是这样的：美国应该承认，抵抗运动领导人才是他们各自人民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为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美国的傀儡们则并不代表人民的愿望。尼克松总统应该首先决定同抵抗领导人谈判。第二，他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因为那些要求都是合法的。第三，中国奉劝美国不要干涉印度支那人民。
“走开吧！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周恩来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们中国人忠于我们对正义和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的信念，将给予印度支那人民一切必要的援助他们为了获得解放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我们将支持他们到底。我们决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因此最好还是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对话只应该讨论与中国和美国双方有关的事项。印度支那问题是你们与印度支那人之间的问题。这不是你们同我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告诉你们，我们认为你们该怎么做。就我们来说，我们通知你们，我们对全面支持和援助抵抗运动是决不会犹豫的。”
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尼克松当时的反应只是说他注意到了这是中国所持的立场。但是这个问题在讨论台湾时又出现了，因为尼克松声称，“在该地区紧张局势未减少以前”，美国军队仍将留在那里。周恩来坚持说，这个地区存在紧张局势，主要是由印度支那战争引起的。他对尼克松说：“可是你们却不准备撤出印度支那。”
“你们继续推行你们把战争越南化、高棉化和老挝化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印度支那人民和他们的真正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在北京对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说，“你们继续撤出军队，但你们也在不停地轰炸印度支那人民。你们企图通过雇佣军——拿你们钱的人——来维持你们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只要印度支那战争不停止，紧张局势也就谈不到缓和，因此你们就将赖在台湾一直到死。我们说，假如你有诚意想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那么就要停止你们对印度支那的干涉。那样一来，紧张局势也就不存在了。我们永远也不会进攻美国，你们也没有权利无限期地赖在台湾。为了使这个地区不再存在紧张局势，以便你们能够离开台湾，你们必须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这是无可辩驳的、无懈可击的逻辑。”
西哈努克亲王在长篇回忆录中继续写道，周恩来总理在我们谈话一开始和结束时都作了以下的表示：“我们中国人和你们印度支那人民完全团结一致。美国同我们之间的大问题是台湾。不过在台湾还没有战争，而在印度支那则仍然战火熊熊。你们的人民还在遭受痛苦。只要我们能为消除这种痛苦作出贡献，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人说：‘就台湾而言，我们是能够耐心等待的。可是就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