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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金银本位问题上李汉没有深究的意思，没必要。
“财政部跟两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便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地众多制钱和铜元不知如何处理？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
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的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周自齐见梁士诒不愿起来，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道：“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前朝为搜刮百姓，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9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我中国银行跟梁总裁的交通银行都是前朝的货币发行银行，因此掌握一些数据。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少，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还有10亿文甚至20亿文以上的旧制制钱在流通。不仅一些偏僻省份在用，就连各口岸跟京城、天津、上海、广东甚至香港都在用。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袁世凯改制时曾经印制了袁大头银元的辅币，储备银元也有铜制辅币，这两种铜元辅币虽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但因为银质的较少，一时半会之间不可能普及到全国，因此大多数地区都还在用前朝的制钱跟光绪铜元。而且地方各造币厂在辛亥年革命之后纷纷设立，有能力的便印些劣质银元，没实力的多数还是大铸铜元，大多数的官定价格都远超它本身的价值，不但百姓不喜欢用，也扰乱了市场经济体系。
前朝跟地方各势力留下的烂摊子，总统也头痛了，皱眉问道：“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政府先下一道政令，言到将在未来固定三到五年后废除前朝制钱跟铜元，然后以储备银行券兑换的方式吸收民间流通的制钱。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储备银行券可换130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000文换一元。政府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上需要承担一部分的损失，但一来可强化‘储备银行券’的纸币影响力，二来也可换来民众的支持，诸位以为如何？”
胡瑞霖事先已经跟大总统通了气，他的心思已经摸得很清楚了。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五百六十章 法币跟央行
胡瑞霖的话刚落下，会场内顿时便安静了下来，尤其徐世昌等人眉头不自觉的便皱了起来，因为他们仔细一想，便发现了这位新总统心腹话里的圈套了。
段祺瑞在会议上第一次开口，询问道：“总统虽是好心，但恐怕财政上也吃不消。舍弃之前不说，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间‘大清’、‘交通’两大银行共印制铜元不下两亿，算上民间制钱，多且不说而且分散各地，恐怕三五年内无法回收完成。铜元一废必伤国本，此提案尚需谨慎考虑！”
“段总长考虑的是，不过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稳民跟富民为标准，我财政诸位阁员自然也不能够给大总统抹黑。昨日徐国务突然要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国币问题，因为准备不足我们在会议上很少发表什么意见。回去之后我自我做了一番检讨，重新召集财政部诸位阁员，研究了大半夜，就很多问题都已经有了准备。比如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几分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的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只在奉天、京城、天津、青岛、武昌、西安、重庆、南昌、杭州九处设立回收点，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的确，若是政府能够通过这么大规模的旧币换购，不但可以消除前朝的最后一点影响力，能够快速的将储备银行券推上国家信用货币的位子上，也能够回收市面上大量的珍贵铜资源。中国是缺铜大国，铜资源又是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从国家的角度上来看，怎么看都是大赚！
总统带头点了头，自然多数阁员都是赞同的，只不过内阁总理徐世昌有些迟疑，“胡总长言之有理，只是我还有一个疑问，若是各地都贪图此中溢价，在一时间纷纷前来财政岂非难以承受？”
梁士诒、周自齐、周学熙不动声色的支起了耳朵，徐世昌等人都发现了财政部规划的回收旧币法案中的弊端。按照他们对新总统的了解，他向来是谋而后发，怎么可能让别人占了好处呢。正如胡瑞霖之前所说的，国内至少有价值不下数千万甚至过亿的前朝发行旧币散乱国内各处，并且如今还被百姓拿来当做货币使用。如果仅靠政府一家之力，受限于交通跟国力，很难在三五年内彻底清除了货币市场上仍在流通的前朝货币的影响力，除非总统府干脆下令立刻废除前朝货币，令全国所有正在流通的前清制钱跟铜元成为非法货币。
倘若真这么做，那么国内受到损失最大的，毫无疑问将是百姓跟中央威信力，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拿自己的未来政治生命去打赌，否则看看盛宣怀吧，一个铁路国有彻底废了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是之前通过南北和谈上位，现在已经轻易不在人前出现，还要往外大量的撒钱捐赠教育、捐赠河南灾民等等义举，尽可能的修补自己早年留下的骂名。这就是民主时代的好处，百姓们的意志能够上达天听，若是放在前清时期，就算他弄得天怒人怨，只要不得罪皇亲国戚，基本上也最好暂时偃旗息鼓一阵，过两年后还不是官复原职，甚至还能更上一层！
过渡内阁中既有效忠于新总统的革命派系，也有周学熙、徐世昌等守旧派，他们中便是有人跟新总统走近，依旧不能掩盖自己大垄断官商的底子，如果财政部真要实行废除铜元法案，毫无疑问梁士诒等几位最少也是手握数百万资本的大家将能吃到最大的一块蛋糕。他们本身便是内阁高层，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一消息，得到了肯定之后便能回去立刻布置，至少能够趁机渔利一笔。
也是因此，徐世昌等才会担心，这会不会是新总统故意弄出来的陷阱，挖好了坑让他们自己往下面跳。
“不然，铜钱是大宗货物分量极大。不说各地货币十分分散，而且长途贩运之运输费用也是一笔巨大开支。我们财政部讨论了大半夜，认为要鼓励地方诸位乡绅帮衬收购，加快财政废除前朝货币的动作，自然也要对诸位有所补偿。这也是我们所选的九处收购点都是交通便利发达的地方。等将来时机成熟，可在各省都设点兑换以作为政策的深入执行。”
李汉点了头，徐世昌等将信将疑下也没有再继续表示反对。经过表决，众人都赞同胡瑞霖的建议，又一项法案就此通过了。
李汉道：“明日我一并发布总统令，公示禁止市面上所有前清时期制钱、铜元流通。一律收兑，收兑标准由财政部根据各地行情拟定，诸位也要多多劳心盯紧，至少要令市面上保持一成左右的溢价，否则价低伤民，非我所愿。至于辅币我倒有不同地意见，由于辅币需要经常性流通，磨损极大，纸币远不如金属币来得耐用，金属辅币之发行还是大有用武之地，只是需要在金属成份上动动脑筋。”
“本来国币条例拟定中有发行十进位银辅币的意见，是不是仍旧如此执行？”
“可以换个思路嘛，不一定要在铜、银上面做文章。”李汉笑吟吟地说，“可以用铝！”
中国乃是缺铜大国，用同这种贵重战略金属制作需要大量应用于国家流通货币领域里，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了制约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每年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铜币投入市场，政府都需要花钱一大笔钱用于对外采购铜矿，不仅如此，也给洋人留下了机会趁机通过控制上海铜市交易价格，控制中国财政跟货币流通。所以很早之前，李汉就考虑效仿后世，用铝制作辅币代替铜了。一百年前铝这种类似用银又不一样的华丽金属刚被化学家们提炼出来，它的价格极其高昂。当初纵横欧洲的拿破仑大帝大宴群臣的时候，众人都用银碗，唯独他用铝碗以示尊贵。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铝的价格虽然仍旧不菲，但是已经下降了许多。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李汉早就通过跟德国之间的关系，令麾下冶金公司掌握了大规模制造纯铝的技术。并且通过德国政府，向德国杜拉公司购买了‘杜拉铝’的生产技术转让，也掌握了铝合金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为铝工业跟制作铝辅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是纯铝太过柔软，惟有配合铝合金后不仅质轻而且极其坚硬耐磨。用铝另一个好处是来源单一，容易控制，我国除湖北目前有铝出产外，别处均无，可以有效防止滥铸、私铸。当然，究竟行不行还要请财政部试铸之后才能下定论。”
这个时代的因为国内不产铝，加上国际上也没有多少产业能够用到率，使用用途的稀少导致远东便是日本也只出现了铝工业萌芽，世界上除了德美两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年产二十万吨以上铝的工业基础，英法两国若不是近些年来在无线电上加大了投入，恐怕现在连年产十万吨铝的规模都不能达到。国内仍处于铝贵的时期，尚有些古玩点高价出售铝制碗具等作为访友馈赠的工具。对于政府使用这种极其相似于银的金属，诸位阁员均是点头同意，认为可以暂且试试。
剩下的重点难题，自然是储备银行券